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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硕士论文诗魁吴恭亨诗研究第一二章节
论文库:硕士论文 时间:2020-10-13 点击:
诗魁吴恭亨诗研究
绪 论
近代是新与旧的过渡时期。随着西学东渐、欧风美雨,近代文人的思想倾向、文学观念和作品形态也在动态变化着。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的研究一开始集中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及过渡期间,近代文学在整体脉络和趋势上的继承与革新。但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兴起,学界越来越重视诗词文人的作品个案研究,如法国法兰克福学派瓦尔特·本雅明提倡用“碎片化中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在这里,我们也能借鉴这种研究方法。即用碎片化的研究方法,通过其作品阐析人物在情感、视域、思维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探索风云诡谲的近代社会对文人带来的不同影响。
吴恭亨,是清末文人士子中的一份子,其文学创作及人物情感在过渡时代的特殊体现和他“所称功名人、畸人、党人、逃人、法人、军人(官人)、传人诸荦荦大者”的社会经历为研究增色添彩。
第一节 吴恭亨生平
吴恭亨,字悔晦,号岩村,晚年更字弹赦,湖南慈利人,近代古文家、诗人。吴恭亨祖父吴达五,在十六岁时从江西东乡县三徙来慈利。吴恭亨在其自传小史中写道:“父讳继武,妣王氏。生男三:恭亨、信亨、敏亨,女五。仲父讳绍武,生男五,女三。是分二支。恭亨又由月岩迁县城,字曰悔晦,晚年更字弹赦。妻寇氏,四妾:李氏、李氏、傅氏、龚氏。生男五,殇二。女十一,殇三。”以此知道吴恭亨的家庭状况。
吴恭亨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十月初十。8岁,开始进入私塾读书。12岁,师从岁贡谭还浦先生元珠,初学八股文。15岁,到临澧新安读书,拜杨福堂先生长春为师,开始学习古今体诗和律赋。18岁,在石门县城书院就读,并于当年初次参加石门县试、澧州州试,均落第未中。21岁,再次参加石门县试,考取前十名;十月份参加澧州州试,位列第三。24岁,在学政岁试中,取列一等补廪,为廪膳生员,授业于朱洵叔门下。
27岁,在江垭开始教书,并与康吉人永祥、田东溪金楠讲诗古文辞之学。37岁时,编刻《黄朱二先生集》,又刻《李群玉诗集》。41岁,《慈利县志》刻成。45岁赴西路师范学堂任讲师,编纂了《饰终录》,并出版。53岁居澧州,助教澧中学堂,初版的《悔晦堂诗集》问世。56岁吴恭亨住常德乔家巷。期间,贵州军阀袁祖铭与湘军周澜展开巷战,吴恭亨因为躲藏在桌下因此得以幸免逃生,正如他所说“百千万劫我犹存”。此后便自号“弹赦老人”。
66岁之际,吴恭亨自撰《吴恭亨诗人吴悔晦墓表》一文,曰:“少年生员,读书应举,为功名人。喜言利害兴革,抵隙贪官污吏,是为畸人。清庚子,牵连陷狱,是为党人。坐狱用智逸去。晚年见忮军将,至出兵围其舍,又逾垣走,是为逃人。辛亥反正,被推湖南特别省议会议员,是为法人。其岁,从门唐牺之攻荆州,受降,总幕府文书,是为军人,亦官人。就养居长沙,印所著书都三四十万言,归又总纂县志,亦附为传人。凡所称功名人、畸人、党人、逃人、法人、军人、官人、传人诸荦荦大者,于其诗集考之,一一有日月可见,故预题墓曰诗人。诗人吴氏名恭亨,有3子8孙。铭曰:‘负奇自喜,侧睨千古,卒归于土,咄哉悔晦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农历五月,吴恭亨病逝于常德寓所,终年81岁,葬于慈利县羊角山麓枣儿湾。墓碑上刻有“诗人吴恭亨之墓”,为江西督军李烈钧所题。吴氏自撰的墓联“埋我买山小结束,痛人弃地大糊涂”,为南北大侠、吴氏学生杜心五手书。
吴恭亨一生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个时期,又历经了民国,在国民革命时期积极参与革命,人生阅历十分丰富。所以在吴恭亨的作品里透露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在他的作品里既有旧时代的缩影,又有新时代的气息。
第二节 现状研究
目前,学界还没有专门研究吴恭亨的论著。据数据统计,从1933年到2017年的80多年间,署名为吴恭亨的文章有2篇,分别是1933年和1937年发表于《船山学报》的《汪氏本源录序》、《衡山刘太公传》;在篇名中有“吴恭亨”的论文3篇,任先大(2003)的《论吴恭亨<对联话>及其理论价值》、李文郑(2008)的《吴恭亨对联批评初探》和张小华、文师华(2013)的《继承与拓新之间——论吴恭亨的楹联批评》;在全文中提及吴恭亨的有145篇,其中期刊论文55篇,博士论文33篇,硕士论文51篇,报纸文章2篇,会议文4篇。  
以上提及的150篇文献中,除仅仅提及吴恭亨之名的文章123篇外,其他涉及吴恭亨的文章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研究对联时提及吴恭亨的楹联创作,二是研究南社群体或同时期文人时提及,三是研究清末民初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时提及,四是研究地方志时提及。针对后两部分关于吴恭亨的诗作研究较少且无针对性,因此学术界主要倾向于在楹联和南社的研究中涉及到吴恭亨作品的讨论与品评。
(一)吴恭亨楹联创作研究
主要研究吴恭亨楹联创作的文章共3篇,主要是对《对联话》的理论价值和其楹联创作特点的研究。任先大(2003)在《论吴恭亨<对联话>及其理论价值》指出:“《对联话》具有五个理论价值,一是提倡创新,反对蹈袭雷同;二是进一步强调楹联创作要‘切题’;三是明确提出了写景‘三原则’;四是重视联作的思想内容;五是崇尚自然,反对雕饰。”李文郑(2008)在《吴恭亨对联批评初探》中总结出吴恭亨对联作佳品的七个评价标准:“一是雄,二是新,三是切,四是奇,五是秀,六是雅,七是朴。”张小华、文师华(2013)在《继承与拓新之间——论吴恭亨的楹联批评》中,将吴恭亨的楹联批评与梁章钜的楹联批评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吴恭亨《对联话》是对梁章钜楹联批评的一脉相承,是继梁章钜楹联批评之后的又一座楹联批评高峰。”
另外,在《民国联话的特点与价值》《漫话楹联》《论楹联创作技巧》和《论山水楹联》等文章中,主要是对《对联话》予以肯定、引用吴恭亨的对联。如吴恭亨题湖南慈利县两溪书院联:“两山之间,时生云气;溪水无尽,曲似文心。”
大多数著作和论文主要是从整体上研究南社的文学创作、艺术特色以及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或聚焦南社少数非常有名的作家,而对于吴恭亨的研究并不多。 
(二)吴恭亨与南社研究
另一部分提及吴恭亨的著作研究是从吴恭亨所在的南社研究的角度出发,随之在诗文抑或楹联方面提及吴恭亨的风格与贡献的内容。
这些著作主要从宏观出发,整体研究南社的文学创作、艺术特色以及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如柳亚子著的《南社纪略》、杨天石和刘彦成著的《南社》、郑逸梅著的《南社丛谈》等都是对南社的发展及重大事件的介绍,还有一系列的论文,如王飚《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郑逸梅《南社及南社研究》、杨天石《南社的酝酿》、贺莹《南社文学活动与新文学发生研究》、李海珉《南社兴衰纪略》、卢文芸《南社——新文化的前驱》、郑鹏《浅探南社——近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现代意义》、孙之梅《南社及南社研究》等。
这些著作和论文主要是研究南社的兴起、南社各个时期的变化,以及南社作为近代文学一个著名的革命文学流派具有的现实意义。
除了在宏观上研究南社整体诗文风格的论著外,也有一些直接研究南社中少数比较出名的作家专著,其中也会略带提及吴恭亨的诗文、楹联。如袁新成《柳亚子(1912-1936)诗歌研究》、郝丽秀《南社湖湘巨子傅尃研究》、陈陇芳《南社作家宁调元文学创作研究》、赵霞《陈去病研究》、邱睿《南社诗人群体研究》、李海珉《柳亚子才是名至实归的“南社第一人”——与曾景忠先生商榷》、曾景忠《谁是南社第一人?——论陈去病与南社的创立和发展》、高平《南社诗人周斌及其<柳溪竹枝词>考论>》、薛玉坤《南社词人汪东先生著述年表》、胡迎建《试述南社里的宗宋派诗人》、白坚《简论南社诗人姚鹓雏的诗论和诗作》、胡迎建《论南社中的湖南醴陵诗人》等。其中主要以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为主,解读了南社中较为知名的少数作家的作品和生平,文中也有对比吴恭亨和柳亚子、陈去病等的诗文楹联风格的内容。如邱睿的《南社诗人群体研究》写到南社诗人群直陈时事的作品时,提到:“吴恭亨也是驱张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他就提到其诗歌于报端‘续续揭之’,将历史的真相公布给民众。”邱睿认为,吴恭亨敢于在报章上直接披露张敬尧兵祸,与传统诗歌的“卒章显志”更透露出一种“穷揭就里”的倾向。另外,邱睿再次援引吴恭亨的《悔晦堂杂诗》举证,认为吴恭亨“用一个在野士人的现实担当感来秉笔直书”。陈陇芳《南社作家宁调元文学创作研究》中,谈及宁调元与刘泽湘的交友时,有提到:“刘泽湘去世之后,同为南社湘籍成员的吴恭亨撰写了《刘今稀先生墓表》,有一段耒辞对他杰出的才学和在湘集中的贡献作了形象的概括:‘今稀觵觵鲁一儒,落笔雄迁无嗫嚅。雨龙万怪杂俱,南社护法杖二殳……’”。
汪梦川在《<南社湘集>统计分析》主要从收录作品总数和收录次数进行了统计。其中,吴恭亨以416篇居收录作品总数榜第一,以22次位列收录次数榜第四,前三分别是刘鹏年26次、李澄宇25次、田兴奎24次。
训霖、龚笃清编著的《湘人著述表》中对吴恭亨的著作一一罗列,达27条,囊括了诗钞、杂诗、文集、词集、对联、族谱、县志等多种文学样式。另外,在写到楹联创作时,偶有引用吴恭亨的《对联话》加以佐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目前学界关于吴恭亨的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只关注吴恭亨的对联研究。其实吴恭亨一生著述颇多,有《悔晦堂诗集》、《悔晦堂文集》、《慈利县志》等诗词、墓砖铭文、尺牍、族谱、地方志等作品26种之多。而《对联话》只是其中的一种,由此可知,关于吴恭亨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2、只是在研究其他文人时有所提及吴恭亨。吴恭亨在武陵地区也是较为有影响力的人物。然而从他出生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关于他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或者只能从其他研究中偶见一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缺憾。
3、没有关于吴恭亨相关作品的系统研究。目前,从知网、读秀、湖南省高校数字图书馆等平台上可以搜集到的关于吴恭亨的研究非常零散,而结合时代背景和吴恭亨文学作品,来探讨其思想主张和变化的系统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
因此,本选题的立意是有一定的价值体现的。一方面,可以为全面认识、了解吴恭亨及作品个人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为读者提供一个除了在对联上取得很大成绩的吴恭亨外,更有一个诗作了得,不一样的吴恭亨;另一方面,又能丰富中国近代人物的研究,扩宽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和广度,将小众的吴恭亨带入大众的视野。
第三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选题缘由
吴恭亨一生著述颇丰,有《悔晦堂诗集》《悔晦堂文集》《对联话》《慈利县志》等诗、文、族谱、地方志等作品26种之多,其中诗文最为突出。随着2002年8月正式重启纂修清史工程和对清代文献资料的整理汇编,身处骤变时代的清代末期文人及其作品再次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而吴恭亨恰巧处在了“清末民初”这个特殊的历史关口,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带给中国社会的震撼超过此前任何的王朝更迭。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和争战不休的民国政局,构成了又一个“春秋战国”的局面:1911年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护法运动开始;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这一幕幕的风云变幻中,面对近代社会转型带来的变化,吴恭亨作为民间文人也进行了从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到精神理念的一系列调适。
其“因时而为、因时而作”的抉择和调适,在订交文友和文学作品中得以窥见。据《吴恭亨年谱》载:民国二年(1913),年五十七岁,初籍名南社,先后用诗订交社友醴陵傅钝庵熊湘、吴县柳亚子弃疾、金山姚石子光、岳阳李洞庭澄丰。民国十三年(1924),南社迅速分裂成两个团体:一个是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新南社”,另一个是复古守旧、尊孔的“南社湘集”,吴恭亨加入了后者。那吴恭亨为何要加入“南社湘集”,而放弃“新南社”呢?我们也许能够从研究吴恭亨诗集中推测出其中一二。
因此,以遵循其“功名人、畸人、党人、逃人、法人、军人、官人、传人”的人生轨迹和时事背景来通过研究吴恭亨的生平不同时间段的诗作品,不仅可以还原当时文学形态的大致面貌,还有利于加深对晚清民国文学史的研究,扩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这也是对主流文学研究的一大补充。
(二)研究意义   
(1)丰富了人物作品个案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也不会忽略了对近代诗歌的研究。而关于吴恭亨诗文的研究,必然可以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人物作品个案研究的内容。
(2)具有一定史料价值。从广义的史料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研究其产生时期历史的史料,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吴恭亨文学作品的搜集和研究,既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和广度,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3)填充了吴恭亨研究的空白。目前关于吴恭亨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其对联上,而就其本人和诗文作品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阶段。因此,通过对吴恭亨的多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既填充了空白,也扩大了研究领域。
(4)有助于加深对南社的认识。吴恭亨是早期加入南社,后在1924年南社分化时,加入了傅专主持的南社湘集。南社在变化的过程中,吴恭亨的态度和文学作品也是随着发生改变的。对吴恭亨诗文的研究,可以从侧面加深对南社的认识。
(5)有利于认识清末民初的文人心态流变和社会风貌。通过对吴恭亨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了解吴恭亨,有利于把握中国近代文人心态的流变、社会风貌的转型以及文学的变化趋势。
(6)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在文学上研究吴恭亨的专著及期刊甚少,更不用说历史学上了。吴恭亨编写了大量县志、族谱、诗文,为研究新清末民初的地方史及社会面貌提供了一手材料。更是在诗集中吴恭亨循其功名人、畸人、党人、逃人、法人、军人、官人、传人的人生轨迹和时事背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视角,这也体现了文学与历史的相通与相互补充。


第一章 吴恭亨诗概述及其南社缘
中国是一直是一个诗歌大国,古往今来诗歌之多。吴恭亨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南社诗人,诗歌总量超群。一方面,作为众多诗人中的一员,吴恭亨被人提起的总是楹联、《对联话》,很多人都忽视了吴恭亨的诗歌。吴恭亨的《悔晦堂诗集》(以下简称《诗集》)分别记录了他从光绪年间再到民国二十年的所想所感,这不仅可以了解到吴恭亨的丰富经历,而且可以从一个小角度研究当时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探讨他与南社的关系。在晚年时期吴恭亨正式加入了南社,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吴恭亨。南社作为著名的诗社,是研究吴恭亨诗集的重要一环。
第一节 《诗集》简介
《诗集》系《悔晦堂丛书一》,共三册,第一册卷一至卷六,第二册卷七至卷十一,第三册卷十二至卷十五。据诗集目录:卷一起光绪王朝辛巳讫辛卯,古今体诗百零一首;卷二起光绪王朝壬辰讫庚子,古今体诗百二十四首;卷三起光绪王朝辛丑讫戊申,古今体诗百三十首;卷四起光绪王朝己酉讫辛亥,古今体诗八十九首;卷五起中华民国元年讫四年,古今体诗五十八首;卷六起民国五年讫七年,古今体诗六十二首;卷七起民国八年讫十年,古今体诗百六十首;卷八起民国十一年讫十三年,古今体诗百五十九首;卷九起民国十四年,古今体诗百零九首;卷十起民国十五年,古今体诗九十三首;卷十一起民国十六年讫十七年,古今体诗百四十九首;卷十二起民国十七年八月讫十八年九月,古今体诗百零二首;卷十三起民国十八年十月讫十二月,古今体诗九十六首;卷十四民国十九年,古今体诗七十九首;卷十五民国二十年一月至七月,古今体诗六十七首,都古今体诗千五百七十八首。另附《洪宪歌》一篇。
作为南社一员的郑逸梅编著的《南社丛谈》中对吴恭亨的一生有简单的描述,也是吴恭亨诗分类的一个重要依据。“吴悔晦,慈利人。少年称生员读书应举,为功名人。喜言利害兴革,抵隙贪官污吏,是为畸人,清庚子,牵连陷狱,是为党人。坐狱用智逸去。晚年见技军将,至出兵围其舍,又逾垣走,是为逃人。辛亥反正,被推湖南特别省议会议员,是为法人。其岁,从门弟子唐牺支攻荆州,受降,总幕府文书,是为军人,亦官人。就养居长沙,所印著书都三四十万言,归又纂县志,亦附为传人。”这段话概括了吴恭亨的一生:吴恭亨生于慈利,少年时读书应举成为功名人,然后去了户部任官,言辞兴革,举发贪官污吏,是为畸人。光绪庚子年,吴恭亨被“富友案”牵连,被迫入狱,并且被告私纂官方书,是为党人。后来幸而出狱,但又在兵荒马乱的时期离乡背井,是为逃人。辛亥后被推选为湖南特别省议会议员,是为法人。同年,任了幕府文书,是为军人,亦是官人。后来,定居长沙,专心著书,是为传人。
这在《悔晦堂诗集》中可以单独总结出一个结构,按时间和经历来分的话,卷一为功名人之诗,卷二为畸人之诗,卷三为党人之诗,卷四为逃人之诗,卷五到卷九为法人之诗,卷十到卷十三为军人、官人之诗、卷十四、卷十五为传人之诗。可能每部分会有交叉的地方,但大体上不会影响划分的结构。
《悔晦堂诗集》从纵向来看,诗集按时间顺序编排,以古今体诗的方式写出吴恭亨所属晚清到民国期间发生的事件,以及吴恭亨的自我看法。从横向上来看,涵盖了两方面,一是分别写出了在该段时间内社会背景;二是吴恭亨在该段时间内心中所思。总体上来讲,反映了吴恭亨的成长过程,从青年到晚年,从清朝人到民国人的心理变化。
第二节 吴恭亨的南社缘
“南社”,意谓“操南音不忘本”。南社成立于1909年,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人在上海成立,他们也是因为南社而结缘。南社的成立不是偶然,而是诞生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随着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许多类似南社的文学团体也应运而生。他们不满足于政治与经济上的变革,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面对腐朽落后的清王朝统治,坚持用笔作为武器,立志拯救中华,从事不屈不饶的抗争。他们敬仰明朝末年那些复社、几社成员,南社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南社最初酝酿于1907年,正式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在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后来的南社成员发展到了1180人。它以提倡民族气节号召,以应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这是他们首倡的,也是南社在后期走到尽头的原因。著名的南社成员还有李叔同、苏曼殊、宋教仁等。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吴恭亨首先接触了南社,这个时期也是吴恭亨的“法人”时期,他被推选为湖南省特别省议会议员。傅屯艮是南社成立后的首批成员,吴恭亨是在傅屯艮的介绍下参加的南社。傅屯艮原名为傅熊湘,后改名屯艮,与吴恭亨同为湖南人,南社首批成员之一。傅屯艮与吴恭亨是关系较好的旧识,也曾在《对联话》中提到过傅屯艮。吴恭亨在自己自传小史中写道:“是年居县城。助教县中学堂。始着手编《联话》。初籍名南社,先后用诗订交社友醴陵傅钝庵熊湘、吴县柳亚子弃疾、金山姚石子光、岳阳李洞庭澄丰、然都未识面。”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原来在加入南社后,(但在南社其他资料提到是在1917年确定已经加入南社,见傅屯艮专著《红薇感旧记》中第五章有吴悔晦作品)他们的交往方式是以诗会友,并没有见过彼此。从而这也奠定了吴恭亨与南社的“高层”们具有深厚的交往,并且革命的萌芽也开始在他心中成长。与南社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吴恭亨的作品也在《慈利县志风俗》在“南社湘集”上刊载。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南社是为革命而生,但是这个社团也遭遇到了一些挫折。在经历了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五四运动后,南社也许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24年分裂成以柳亚子为代表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新南社”和以傅屯艮为代表“尊孔复古”的“南社湘集”,吴恭亨参加了“南社湘集”。不过由于柳亚子参加了改组国民党活动,“新南社”活动基本处于停顿,而“南社湘集”确是一直活动到了抗日前夜。
为何吴恭亨要加入南社呢?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与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在文学或政治理念上的一致,促使了吴恭亨对南社的好感增加。其次,辛亥革命胜利后,清朝灭亡,吴恭亨推举为湖南特别省议会议员,心中充满了对新生国家的希望。再次,革命是当时社会的潮流,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参加南社透露出吴恭亨想要利用文学力量推动革命势力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好友傅屯艮的带领和引荐,这也是促成吴恭亨加入南社的最直接推动力。  
但随着革命态势的发展,南社的主要核心成员关于未来发展与政治主张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1924年,南社分裂成了“新南社”和“南社湘集”,这一次吴恭亨还是选择了傅屯艮。这里可能的原因有:一是追随好友傅屯艮,以报傅的知遇和引荐之恩;二是毕竟吴恭亨前半生都生活在清朝,而且还是当时的举人,在文风的选择上还是偏好文言文形式;三是吴恭亨作为诗人,尤其是古今体诗人,意识到不能使传统被彻底扫除。但吴恭亨确是一名革命者,革命是他的后半生的理想,回望南社,它的宗旨亦是如此。尽管在此过程中南社遭到反动势力的绞杀,但他们能够在战争背景下保存实力,着实不易。
在吴恭亨的自传小史里面记录了他参与南社互动的情况:
(一)“中华民国八年己未,年六十三岁,是年居澧县。九月,十一女生。成《桑植陈氏谱》十六卷。游澧北三十里于氏诗境园,旋又假女学校亭馆,为南社雅集饮酒赋诗,若忘有丧乱。”即在1920年,六十三岁的吴恭亨定居澧县,当年九月他的第十一个孩儿出生;《桑植陈氏谱》十六卷编纂完成;游览了澧县于氏的诗境园,不久后又借女校的亭馆作为南社雅集之地,饮酒赋诗,就像忘记了当时的乱世。
(二)民国九年,年龄六十四。“始与傅钝庵相见,并订交刘约真谦,皆南社同人。”1921年,吴恭亨六十四岁。经慈利县议会决定开馆纂修《慈利县志》,以金楠为馆长,吴恭亨为主纂,为时半年成书,共有二十卷。再版了《山杂诗》,写成《新乐府》一卷付印。吴恭亨是年移居了长沙,在长沙见到了南社好友傅屯艮、刘约等。
(三)中华民国十年,年龄六十五岁。“九月,半园南社雅集,初与各同人周旋。订交宁乡李肖聃肖聃。”1922年,吴恭亨65岁。这一年,他的《悔晦堂诗集》完成,《联话》也再版。九月在半园他第一次和南社其他成员一起大规模交往,并且和宁乡的李肖聃结交。
(四)中华民国十四年,年龄为六十九岁。“是年居常德。上海印文集、尺牍并再版《联话》成。九月,高氏园南社雅集。”1926年,吴恭亨69岁,这一年他移居常德,《悔晦堂文集》、《悔晦堂尺牍》、《对联话》都再版。同年九月,在高氏院子里进行南社雅集。熊克武、汤子幕的军队被驱逐走了,慈利县和常德都被省军光复。
据吴恭亨自己的小史,这可能是他一生中仅仅参加的四次南社集会,剩下的应该都是与社友用文字交往较多。吴恭亨居住在稍远的内地,而南社的发源地在上海,在沿海地区加入的人较多,集会也比较频繁。通讯和交通的不便也使得他和社友们交往仅靠文字打交道,而到外地集会还是比较费时。另外,南社分裂后,人员冲击分散广。再加上受到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影响,南社社员基本都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吴恭亨在五十七岁时加入了南社直到逝世,其中经过了24年。吴恭亨一直坚持初心,但面对前面的热衷于改革的他,南社的作用对政局的影响是小的,因此在人生后期,他沉迷于著作,成书也较多。故邱睿在书中对吴恭亨评价道:“吴恭亨既是南社中的优秀诗人, 又是南社分化后南社湘集的坚定成员。”我们可以从中往深处探寻,吴恭亨在加入南社后得到了些什么影响。
首先,已经到晚年的他,经历了功名人、畸人、党人、法人、官人、军人、传人阶段,他的经历也极其丰富。虽然年岁逐渐老去,但吴恭亨依然在反对军阀与袁世凯的路上坚持。加入南社能利用自己的长处,用文学去帮助了革命。
其次,吴恭亨在参与南社中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柳亚子、陈去病、刘真等好友,即使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们产生了分歧,但在“文学报国”的追求上都是殊途同归。
最后,吴恭亨在与好友的交往中不免会和别人有思想上、文学上的交流,这些交流足够使吴恭亨迸发智慧的火花,也为他在作诗上提供灵感。
 
 
 
 
 
 
 
 
 
 
 
 
 
 
 
 
 
 


第二章 晚清时期吴恭亨诗研究
吴恭亨《悔晦堂诗集》初版刻印与1909年,那时正值宣统元年。其书正式版本成于1922年,这时的他专心作著,是为“传人”。全诗集基本可以算作吴恭亨的一个人生侧面,全诗集诗体为古今体诗。那何为古今体诗?其实古今体诗为两个概念,即包括古体诗和今体诗。这两个概念都是由古人划分的,划分的年代大概是在唐代。唐朝人将唐以前的诗称为古体诗或古风,而唐或以后的诗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按王乃元在其论文中写道过关于古今体诗的辨识:是在字数、平仄、押韵、字句上来划分的。古体诗对字数、押韵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而今体诗格式更加自由开放,我们今人确将其统称为古诗。体裁格式作为了解诗的重要一项,是不能缺少的。此时吴恭亨作为清朝人,用古今体诗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诗中内容却值得我们一再探究。晚清的篇章是卷一到卷四,清光绪辛巳汔辛卯年到己酉汔辛亥年,一共四百四十四首。
第一节  功名人之诗
“少年称生员读书应举,为功名人。”此为吴恭亨入世后第一阶段,称为功名人。在这一阶段以前,吴恭亨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十二岁学习八股文,十五岁在临澧新安业师杨福堂先生长春处学习了古今体诗,这些学习经历都为吴恭亨以后创作《悔晦堂诗集》具有重要作用。在吴恭亨的这些功名人之诗里,笔者将对其诗之写作背景、内容、内含的感情等这几方面去写,但笔者是从中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古今体诗来详细阐述相关内容。
当打开《悔晦堂诗集》的正文页时,映入眼帘的第一首诗《秋怀五首》。这首诗作于光绪七年。“秋怀”即秋天的怀恋,感想。一个好的诗人应该是多愁善感的,这就意味着触景生情是诗人最基本的写作灵感来源。“铮然一叶下,六合倏已秋。”这句是对环境的描写引起心理上对秋天到来的感叹,可谓是“一叶知秋”。然后紧接着“冥抱残士感,持颐坐垂头”。这句从基本的动作描写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心情低落的士人形象。那他为什么会如此失落?从下文里我们知道了原来是“我愿前杀敌,憾无戈与矛”。回望当时的国内环境,1880年的大清帝国早已处在了风雨飘摇中。早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法国、美国等都在中国得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取得了一系列治外法权,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由此可以看出,列强瓜分中国是迟早的事。而在1880年代,最危急的时候来临了,边疆危机在腐蚀着清政府,西北新疆和东南海疆同时陷入危机。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但“戈与矛”能不能被撼动呢?但所幸的是民族英雄左宗棠收复了新疆。西南方向面对的是中国曾经的朝拜国之一——日本。日本通过六十年代的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逐渐强大起来。在琉球建立殖民地就是日本的第一步。琉球国王向大清政府求救,可是此时的大清王朝都到了自身难保的地步。此时发生的国际事件,在有志的吴恭亨心中存下了报复,但碍于国内环境他却不能够帮助祖国。于是在吴恭亨眼前摆着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考取功名,成为参与政治的一份子,做到“遒强隣百度,理东倭西美欧”。下阕是对西北战事的一些自我感想,“以巍巍兹勋,吾难名愿附”表示自己也想参与到战争中保护国土不被列强蚕食。这首古体诗应该是整个功名人诗中最具代表性的。
1879年,吴恭亨前往长沙考试,但不幸落第。在其自传里是这样写道:“是年居月岩。八月,乡试,贫不能赴,罗氏姊助装賚(音同赖,赏赐也)成行。已而试,报罢(科举时代考试落第)。”短短的几个字也许不能体现出吴恭亨的心情,但是在归乡途中吴恭亨作了相关的诗来体现自己的苦闷。《长沙试举徒步来归数吟以遣疲惫凡五律八首》就是为纪念此次落举而作。第一首五律前面写景为后面埋下铺垫,尾联里写道:“旌忠闻巷哭,苌血至今殷。”这句引用典故,当时的将军惨死战场,他也希望能够像这些忠勇之士为国捐躯。但此时自己却落榜,和将军之梦形成鲜明对比。在第三首中“乳峰亦无尽,十里到浮云。”这句诗是全诗中最有意境的。在这一系列诗中,他将自己的境遇与屈原做对比。“万古离骚祖,三年放逐臣。我哀屈原死,来酹洞庭神。”“骚体”创始人屈原就投在汨罗江里,我来向洞庭河神敬一杯酒!屈原的事迹是广为人知的,但很少人能在如此巧合的环境下思念起他。一是地点巧,同在楚地,同在湖南。二是同在遭遇仕途坎坷。这也是整首诗的精妙与升华之处。吴恭亨在这首诗中广泛用到了典故,令笔者想到了另一位诗人辛弃疾,辛弃疾也在他的诗中大量应用到了典故,却被人批判说到是“掉书袋”,而实际上诗人是借古来抒发自己内心感受而已,因为简单的一些词不能体现作者的内心,但正巧有古人的做法和他内心所想吻合。
在吴恭亨诗里也有描写当时社会环境的,在《登楼》里“张若城南浅涨浑,坐看落日侧金盆。”根据内容我们可以猜测,当时由于下雨,在城南涨了水。在傍晚时分,吴恭亨登上城楼看到了涨的水在夕阳的映照下就像一个金盆。对环境的描写入木三分,简单几句就能交代出事件的发生。“一层绕此危楼上,一是人间五狱尊。”这句诗让刚刚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一下子跌到了现实里,此时的人间就像是地狱啊!这里也是暗含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清政府的无能,列强为所欲为。
另外在第一卷里的《观弈》这首诗同样能体现吴恭亨为国忧烦的心情。“已成一著错,宁知天下子。虽多少忧心事,徒归袖手看。”古人有下棋观弈的雅好,在下棋中人们相信一步错便步步错。在观弈中,无疑也是相对于弈手的另一种紧张。这里功名人吴恭亨将这盘棋比作大清帝国。清政府已经做错了,虽然只是在旁边看着,就只是如同观弈者一样紧张,一样为其痛心,但是依然只是一个读书人、旁观者,无权管理操纵这个天下。
十九世纪末的大清王朝可谓内敌外患兼起,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留下的创伤还未恢复,国外列强气势汹汹。从以上的诗句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到吴恭亨在这一个时期的一些想法,但这些仅仅只是想法,他并没有能去付诸实践。从诗中我们能知道一些原因,一是功名人吴恭亨仍抱希望于大清王朝,另一个是自己并没有中举,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三是面对外敌的进攻吴恭亨心中怨恨没有人能重重打击列强,将他们赶出中国。而他认为自己就像是屈原那样,是为国而读书、考进士。但年轻的吴恭亨却没有像屈原那样放弃,而是还是继续心怀天下,怀揣希望。一方面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驱使,另一方面想将侵犯中华的外敌赶出中华。但也在透露出他在性格上的一些弱点,也在这些弱点促使他向“畸人”转变。
 
第二节  畸人之诗
首先在探讨吴恭亨“畸人之诗”时,我们首先得要了解何为“畸人”为何物。《庄子·内篇·大宗师》:“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这里的“畸人”含义是与世俗不同流合污,性情独特的人。笔者认为用此含义解释这阶段的吴恭亨再合适不过了。郑逸梅在《南社丛谈》里说到:“喜言利害兴革,抵隙贪官污吏,是为畸人。”吴恭亨仕途其实不能算很顺利。在光绪十七年时去参加乡试,但是中途疟疾发作,于是弃考。但上天是眷顾努力的人,在1894年又一次参加考试,中了。于是在1895年正式进了户部。按时间的划分,《悔晦堂诗集》里的第二卷正是作于吴恭亨的“畸人”时期。第二卷开始作于光绪十八年,即1892年,那随着第二卷的“畸人之诗”,我们看一看吴恭亨的畸人之旅。
在诗《得刘嘉予户部黄州书却寄》中吴恭亨表现得如此怜惜一个人。“惜别嗟肠断,苍茫一语无。悲君更丧乱,雪涕向江湖。”这是对刘嘉的怀念与不舍。但在下阕中抒发了自己对当下环境的看法,“今日逢多难,空山别有犹。争存演欧理,沧海恐横流。”这个时期的中国,危机四伏。接连起邻国日本对满清藩属国琉球的殖民,恐慌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在那时开始有了一批自己的工业,即使官办的性质免不了,最终是先进分子的一种尝试。最后我们所知道的是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一败涂地标志着学习西方技术层面的破产,即洋务运动失败。就在“沧海恐横流”这五个字里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吴恭亨其实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抱一种消极态度的,因为长期的保守,使得吴恭亨没有清楚认识到现状的复杂。
如果说吴恭亨在第一阶段是沉默的,只是在口头上空谈国家政治的话,那么“畸人”时期的吴恭亨确是勇敢的。在诗《九日燕岩登高会者凡十一人》里诗人重阳登高,说到自己对改良派的看法,也就是在这个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了自己的维新变法。“青山无恙时多难,白发初生我放狂,元祐熙宁纷繁复,李膺杜密可怜伤。”他用青山代指当时的中国,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很大危机。维新变法中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就如宋代时期在熙宁时期实行变法的王安石,但在元祐年间因为变法含恨而终。但康、梁的维新变法确是吴恭亨所倡导、支持的。全因“白发初生我放狂”。笔者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当时西学的传入,吴恭亨也开始了解一些西方先进制度思想,所以能够从比较保守逐步向开放的方向转变。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及其邻近国家,中国此时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在中国掠夺原料和进行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在这时各地豪杰组织起来组成了义和团。(但其实义和团成员很多,成员构成也很复杂,据说妓女、杂工、寡妇都有。)对此吴恭亨作诗一首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其中也有对义和团运动的同情和默默支持。详细内容可见《悔晦堂诗集》第二卷的《杂诗六首》。“未果吞刀果祸胎,金堤溃蚁却堪哀。盗兵扰扰潢池有,裂土纷纷战国来。”这是对义和团起义,而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勾结一起剿灭了义和团的描写。“痛苦六飞和所处,关山北直总浮云。”这句在全诗中是最直接抒发对义和团的同情。在读到这些诗句时一个深感痛心的吴恭亨形象会跃然于纸上,满心的关心天下时局。
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两年,他控诉了征收兵火、赋税苛刻繁重,并揭发知县刘曦的阴私。这应该是吴恭亨在思想转变后的所做的第一件伟大之事,自传小史中亦有记载:“三月,署知县刘爔以兵米派扰被控,泄忿王佐朝及吾,擒解赴州。巡抚委员会鞫(音同拘,审问),反其狱,但论县志不应勒毁板。”在《长沙杂述》的诗中写道:“名已不胜谤,人间悔著书。杀心弦仆鸟,恨事火殃鱼。”很明显在这件事上吴恭亨不服,但却暂时安全。这些都体现吴恭亨循序渐进向一个全新的自己出发。
宋代诗人陆游在《幽事》诗之二里写道:“野馆多幽事,畸人无俗情。静分书句读,戏习酒章程。”陆游对畸人的描写实际上是写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多数人中的少数人。吴恭亨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在前期对清政府还抱有几丝希望,但在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后吴恭亨已经对清政府看透,内心的愤懑与不满在他心中越来越多。也许吴恭亨此时心中在期待继续有改良团体来对清政府进行变法,可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仍然猛于虎。那危险与机会并存的满清末世,吴恭亨会怎样走自己的路,实现自己的价值呢?这总会有答案的。孜然一身与豪情万丈,心怀天下与有力不能及并存,吴恭亨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困难是无法阻挡他前进的,他会拥有自己的“明珠”。
 
第三节  党人之诗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刚刚还历经了一场革命运动的情况下,朋党结成自然也不能少。而朋党又是当一个社会形成后产生的产物,朋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唐朝的牛党、李党,明朝的东林党人。他们可能是政治上的一把手或小喽啰,或许是文化上的精英,但这都属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悔晦堂诗集》里第二卷与第三卷都分别穿插了与“党人”的相关诗篇。
吴恭亨在晚清时期就遇到过由结党带来的困境。整个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大庸县志》575页里记录到:清朝经一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全县有二百五十多人考中贡生以上资格。朝廷对廪生颁发严格教条,刻碑立于学宫内,束缚诸生必须忠厚正直、尊敬先生,一切军民利弊不许上书陈言,不许纠党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等。然而“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慈利县志》雕成”,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长沙南学会成立,吴恭亨也应邀前往。南学会系维新派党人谭嗣同等人成立。不久之后发生了政变,和田金楠一起回来,南学会也解散。在当月,吴恭亨的长女去世。五月份时就被“投机分子”举报,私攥县志。次年“五月,诸武举控私撰县志。”又明年,被勒毁板。也就是在攥写完《慈利县志》后消息不胫而走,其为人正直的吴恭亨却为此被小人抓到了“小辫子”,武举告发了吴恭亨。
在第二卷中吴恭亨在《大事》里写到:“朝廷大事党人坏,天地侧身吾道非。”这里是写了在维新变法里有其他的党人作乱使得变法不能继续。那笔者在此处大胆揣测吴恭亨的心理,此时的吴恭亨心中应该是很焦急的,其中也有对朝廷的失望。对朝廷的失望是必然,任何能够清楚认识到当下社会环境的人都万万不会与清政府站在一起。最后也发出了一句:“酒边兀洒忧时泪,臣是空山老布衣。”这里吴恭亨明显就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想起了自己还是户部的职官,在看清清政府的一系列做法后,宁愿自己成为一名布衣,归隐空山。“兀洒”二字能够表现出吴恭亨那时动作的急切,从而体现心理上的困苦。
如果说吴恭亨生涯里的三分之二都是忧国忧民,关心天下的话,那在“畸人”和“党人”阶段就是晚清时期最浓烈的。在《闻天津警》里深刻体现吴恭亨对天下的关心。在1899年的时候,义和团已经到了天津地区,他们打着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清朝统治的口号,这一场运动免不了伤亡。然而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结合在一起一起剿灭了义和团。“大沽沦覆涿州残,腹背区区备少完。”“北府自关天下重,北门延眺泪阑干。”这两句诗点名了天津地理位置的重要,然而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几个重点城市均被列强把握,中国早已腹背受敌了。最可怕的是很多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情况的危急,这也是作为一名爱国志士的悲哀。
在《杂兴十二首》里面写到:“乱离亦云莫,时事不须言。我闭空山户,冤埋皎日盆。”这里的“冤”自然是指自己的冤屈,吴恭亨认为自己就去明月一样洁白,根本无半点污点,他所做的都是为了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记载。当然在今天我们看来也是如此,可当时那些受封建正统教育,没有半点开化的人来说这都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被诬告,就是犯法了而已。后来发出了“墨悲不黔突,恨事共悠悠。”的感叹,可见当时的吴恭亨其实是很失望的。
第二年因为告刘爔被抓,知府反而因县志之事询问他,但县志不因被毁,于是将功抵过。在1900年时,吴恭亨居住在县城。知县葛秀华悄悄创建了恤隐堂,但是东窗事发,被人举报私自结党。这件事发不久之后,葛秀华去世。金田楠等也被列为同党,被捕入狱。后又发生了“富有”案,唐才常起义企图颠覆满清事情败露,同党都被杀掉。吴恭亨次子吴良知道了后讯避居外地,吴恭亨本人亦被湖南巡抚俞廉三拘捕入狱,这时的吴恭亨成了党人。故在《杂兴十二首》里面有一首:“巍巍连栋接,赫赫范洲西。州党规模大,川岩向背迷。”这句诗里连续用了两个叠词“巍巍”和“赫赫”,分别形容了书院的大和范洲的广,其实在想写的是周党的多。前面两句都是为了后面作铺垫,这里写法极其生动形象。
在诗《落井》里面写的就是吴恭亨在坐狱之后的所感所想。“落井鳴号欲诉谁?如山忧患迫吾衰。箕张牛奋纷纷口,尾虎春冰寸寸嚱。”也许在狱中孤苦无依,但是吴恭亨也会痛恨自己老去,不能做更多事,被困在狱中就像“箕张”的牛的奋叫,在寒春中落单的老虎。这里的两个暗喻是在坐狱两个月中最急切的的心情,他在告诉我们:他想出去!他想去完成改革!在诗尾的两句里写到:“说难孤愤才防命,中古好飞只自悲。”在狱中的孤愤与困难,就像韩非子一样也只能独自悲伤。这里再次点明了诗的感情基调,是孤愤与悲伤的,面对迫害的吴恭亨只能承受这些打击,批判那些强势且保守的老学究,就在悲愤中一切都化作泡影。
另外,在三卷诗《投止》中吴恭亨更是血淋淋的批判了当时的社会。“杀机伏人心,吾行将安之。过宋窘微服,乃被君儿欺。”只是诗中“杀机”二字就透露出吴恭亨所生活的时代,即使是清朝末期,清朝政府的爪牙对人民的控制依然很严,幸好在有生之年吴恭亨生活还是算顺利的。在第二卷《书感四章》里写道:“曾参杀人弓影蛇,马援慧苡珠载车。诗狱巧搆子谵泣,络拽非罪宣圣嗟。”在这首诗里吴恭亨用了很多典故,如“杯弓蛇影”、“东汉大将马援”、“苏东坡诗狱”等,首先在第一层上面它们增加了诗的内涵,丰富了诗的内容,还有透露出了吴恭亨的学识深厚。其次在感情的表达上吴恭亨还是心系国家,将自己命运与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很多诗作都是诗人即兴而做,吴恭亨也不例外。
在“党人之诗”中,我们能看到吴恭亨的人生开始从“静”到“动”的一个转变。在诸多变革、改良都失败后,他开始知道入仕不一定能够拯救中国,反而是坚信自己内心的想望,利用自己一技之长做出选择。状告知府滥用职权、参加南学会、编纂县志等行为,说明了吴恭亨开始有自己特立独行之思想,不再将自己的目标放科举上。但社会总是复杂的,不会因为吴恭亨单一的想法而改变,只有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有希望,那么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吴恭亨也是“党人”,在后面他能遇到更多精彩的人。
 
 
 
第四节 逃人之诗
在光绪二十七年时,在被抓入狱后,由于政治混乱,于是吴恭亨在两个月后顺利逃出了监狱在逃亡。期间,他流亡到了武陵、桃源等地的教堂,他成了逃人。恰好辰州案发,巡抚的位置差点不保。而吴恭亨借传教士之手为自己辩护无罪,巡抚怕招致罪祸于是立即撤销了吴恭亨的罪名。知县也为其调解,并注销了恤隐堂的案子。此时的吴恭亨从逃人身份恢复。那在吴恭亨成为逃人期间他又经历了些什么?我们能从吴恭亨在此期间写的诗上读出他在此期间的心情与所想,同时揣测吴恭亨所要想表达的感情。在郑逸梅《南社丛谈》中对这一段的简单谈论为:“晚年见技军将,至出兵围其舍,又逾垣走,是为逃人。”    
在逃亡别离的时候,吴恭亨做了一首《湘上别茶尹伯眉岁贡.平江黄舜鄰举人》,里面是写吴恭亨和友人在湘江上别离的情景。“不语遂成别,幽夏与我同。洣沅聊梗泛,滂险各涂穷。”两个好朋友在江边道别,两个人先是都默默无闻对视,后来开始聊了些无关紧要之事。流水不会一帆风顺,总会有路遇险滩的时候。在这里诗人用自己的经历比作流水,这时的他正是遭遇险滩期。流水有险滩是因为地形原因,但“我”的险滩是究竟为什么呢?吴恭亨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太息名为累,宁论祸所终。”是因为名声原因,遭致别人的嫉妒。还是走了吧,于是:“临江一挥手,万派夕波红。”这里对自己动作和对景色的描写,形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此时作者内心变得宽阔起来,一扫在狱中的郁闷。
吴恭亨在“逃人”旅途中也是遇到一些不顺,但是在诗中描写出来就变得生动形象,会产生一种幽默既视感。“大鱼不出小鱼没,一片沧波人渺然。”吴恭亨在《湖行杂咏》里用鱼来展现出湖上的一片寂静,连鱼都看不见一只,人和自然比较真是太渺小了,这是暴雨的前奏。下阕中“乱水粘天极眺孤,怒帆横入胆能粗。”这里就更幽默了,“粘”字也用得极好。狂风大雨中眺望远处什么都看不见,而吴恭亨想到的是在这一片暴雨中穿行能够“壮胆”。最后雨停了,“一喜撑船会步去,夕阳犹作旧时红。”“喜”字直抒胸臆,夕阳还是和以前一样很红。吴恭亨欣喜之喜溢于言表。在众多“逃人之诗”中这首《湖行杂咏》是比较小清新的,整篇诗都是充满希望与喜悦之情。
从内容与感情上来说“功名人之诗”、“畸人之诗”、“党人之诗”里大多数都是体现吴恭亨如何爱国,如何想挽救国家,都是些高大上的出发点,那么“逃人之诗”里大多数都是体现一个平凡人吴恭亨的七情六欲。如当行到桃花源时,作了《桃花源杂诗八首》,吴恭亨的感情急转直下,颇有几分厌世。“仄逼复仄逼,旷野我安归。已负一身谤,今怜百事非。”在被诽谤的日子里,环境似乎变得很仄逼,到底哪里会是“我”的安家之所?难道会是桃花源?诗人几近绝望,最后发出:“寂寞无人会,阑干百眺落晖。”就在桃花源这片繁华中,他却没有亲人朋友在旁,能够看出作者是多么的孤苦无依,但只能暗自神伤。
在吴恭亨“逃人”旅途中,背井离乡总免不了会触景生情,生出悲伤之情。比如在行到花源口时做了一首《花源口二首》,在最后一句写到:“见惯颇齐生死,人间今已无家。”这里的第一句里“齐”字是道家思想里的齐物思想,诗人已然将生与死看得一样,超然物外。第二句里“人间今已无家”是说吴恭亨今天成为逃人就是抱着“亡命天涯”的准备,家已经没有了。
在第三卷中还有几首在“逃人”之旅中表达出的吴恭亨是和平时不一样的吴恭亨。如在《九折坡》中写了如此两句:“忠孝茫茫两俱负,我今漂泊愧如何。”这句诗写出了吴恭亨的愧疚之情,这场逃亡最终是忠孝不能两全啊!如今的愧疚又有什么用呢?在《妾生女殇》中吴恭亨的愧疚之情达到了最高,“失德半生毒儿女,天刑人祸我蹉跎。”原因是在光绪二十九年时,“七月,叔弟敏亨卒。五月,九女生,旋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父亲对自己行为的反省,他认为是自己以往错误的行为因果报应到了自己儿女身上,吴恭亨也是对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而懊悔。
纵观整个晚清时期的诗作,吴恭亨的感情从简单到多元,从一腔热血的参与清政府到对清政府的失望,都是遂了整个社会发展之潮流,这些诗作从内容上来讲是对吴恭亨心历路程的一个体现。但这也是整个晚清学子的一个缩影,文学特色都是家国天下的壮志豪情。从结构上来说吴恭亨诗的遣词造句是独具特色的,在表现手法上用了多种,如比喻、描写、叠词、象征、暗喻等等,而且读起来的时候比较押韵,用词也很考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这可以成为研究晚清文人或者地方史的一手材料,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第三章 民国时期吴恭亨诗研究
民国时期在吴恭亨一生中算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加入了南社。这时我们不免要想,加入南社后对吴恭亨诗的风格有什么改变吗?吴恭亨的诗中只是用了古今体诗形式,而那个时代已经有很多外国诗歌译著传入中国,其他文学家也开始造自己现代诗,那吴恭亨为何要固守在这种体裁上?带着疑问笔者开始分析《悔晦堂诗集》的民国部分,希望透过其作品来分析其中的缘由,也期望从中发现其他新的启示。
第一节 法人之诗
辛亥反正,被推湖南特别省议会议员,是为法人。
第二节 军人之诗
其岁,从门弟子唐牺支攻荆州,受降,总幕府文书,是为军人,亦官人。
 
其岁,从门弟子唐牺支攻荆州,受降,总幕府文书,是为军人,亦官人。         
唐荣阳十六岁即弃文习武,一生驰聘沙场,刀光剑影,战无不胜。1923年春,唐荣阳拜慈利吴恭亨老人为师,学做诗联。吴恭亨,又名吴悔悔,原系柳亚子创办的诗联社南社成员。后来吴恭亨介绍唐荣阳加入南社。唐荣阳学诗至谦,写诗恳勤,特别能将武人经历与韬
 
第三节 传人之诗
略融入笔端成诗,不几年,写诗千首,精品迭出,警句连串。如“头­当酒杯,一饮仇奴血”、“杀尽眼中诸国贼,老夫手段问如何?”、“马前伏首几千级,战士有袍都染红”、“帐前人头枭万颗,一天明月看弯弓”。荣阳诗善炼字斟句:如《述怀》之颔联“兵精到底能无敌,贼破从来在出奇”,其尾联以甘罗十二为相,八十太公遇文王两人之事,用七字浓缩成“甘罗早达太公晚”一句,引人回味。
 
唐荣阳有欣赏名胜古迹的嗜好,每到一地,战事完毕,必然登临古迹,发思古幽情。1920年,第三次驱逐北督张继尧,唐荣阳追至岳阳,虽军令在身,未能停留以饱览古岳阳,但在三驱北督的凯歌声中仍赋《过洞庭》一诗,其颔联是“只为乾坤担负重,岳阳胜景未暇瞬”。
 
唐荣阳每作一诗,都用两页纸大字书写工整,自署莽夫再用信封装好寄给老师吴恭亨。吴恭亨在《炮边集》序中说:“唐荣阳闲喜为诗,诗体不皆中律,而壮伟又如其作战。”民国十年(1922年)编印成诗集《炮边集》,立意豪放,出语惊人,有苏东坡辛弃疾之遗风。诗人郭东史,谓荣阳诗有“欧洲枪炮气”。诗集定名《炮边集》也是唐荣阳能上马杀贼,下马作诗的儒将生活写真。
 
第四章 吴恭亨诗的艺术特征
第一节 诗风“诡异崛特”
第二节 文之“自然古雅”
第五章 余  论
第一节  晚清士人的心路探索
 
第二节 吴恭亨在中国近代文学变迁中的价值意义
在写诗上的吴恭亨是一位高产作家,众所周知诗人的灵感皆来自于生活,吴恭亨也毫不例外,他常常记录自己在一个地方或者在做某件事时的一些感受。也许这也是吴恭亨的记事录。比如在坐船时写、路过渡口时写、去到一个景色好的地方写、喝酒醉了写、思念老朋友写、送别老朋友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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