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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硕士:分析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论文库:论文范文 时间:2021-04-13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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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处理,等待“问题认识的反动”,其要义是由肉体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肉体形态的追查。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现,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肉体节点。人的肉体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团结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尚认识”与“卑贱认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理想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理想。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肉体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曾经发作并且还在发作的背景下,必需将“道德问题认识”推进为“伦理问题认识”,树立“伦理—道德问题认识”,到达伦理—道德的肉体哲学形态的理论盲目和理论建构。

 

  关键词:伦理道德;问题轨迹;伦理上两极分化;肉体形态;

 

  作者简介:樊浩,本名樊战争(1959—),男,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研讨方向: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开展。

 

  引言:“问题认识”的反动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转型和欧风美雨的洗礼,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到底呈现为何种肉体哲学形态?是古希腊的“伦理”形态,近代西方的道德形态,现代西方的伦理与道德的“临界”形态,还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一体的形态?伦理与道德还能否作为肉体世界环绕生活世界公转的椭圆型轨迹的坐标系的两大文化焦点,一如继往地支撑中国人的肉体宇宙,进而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继续使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与西方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

 

  问题太大也太重要,难以论证又必需论证。

 

  或许,简捷的途径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停止一次肉体世界的体检和巡阅,在病理诊断中发现和恢复生命体质。于是,问题域便从“是什么”理论思辨转向“缺什么”的理想诊断。“缺什么”的诊断基于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实证剖析,在“问题轨迹”中发现道德问题与伦理问题辩证互动的肉体节点,由此恢复现代中国社会肉体世界的本原图像,描画和演绎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

 

  认真深思发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忧患认识的“问题式”发作了奇妙而深入的变化。在群众话语中,轴心时期孟子所提出的“人之有道也,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具有形上意义的哲学表达,在近代转型中被表述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日常话语。在这一问题式中,“日下”和“不古”表征同一性与合法性的解构与丧失,而“世风”与“人心”则分别指向伦理与道德,因此文化忧患同时指向伦理与道德,是伦理与道德的双重忧患。但是,最近三十几年来,无论群众话语还是国度认识形态,文化忧患一以贯之并愈益激烈地指向同一对象:道德。从“滑坡—爬坡”的学术论争,到“公民道德”的国度话语,“道德”毫无例外地都是问题所指和重心所在,“伦理”只是在偶尔的学术话语中出场。在现代文化忧患与问题认识中,道德,曾经不是肉体世界的总体性话语,而是独白性话语;道德,曾经成为我们这个时期肉体世界中“孤单舞者”。但是,有待追问的是:“道德”忧患到底为何成为我们这个时期具有基本意义的文化忧患?道德问题到底如何成为我们这个时期不只是肉体世界而且是生活世界的严重问题?道德问题到底因何长期难以得到有效处理,致使成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痼疾?“为何”之问表现伦理型文化背景下肉体世界的“中国国情”;“如何”之问有待对伦理道德“问题轨迹”的实证剖析;“因何”之问需求在“问题轨迹”的现象学恢复中寻觅答案。

 

  走呈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忧患,等待一种“问题认识”的反动。“问题认识反动”的要义,是面向“正在发作的事情”,从对“道德问题”的原子式讨论,进入对伦理道德问题链或“问题轨迹”的诊断和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的追查。

 

  稍许有点学术想像力便可发现,现代中国社会似乎表现出生活世界和肉体世界的某种同步性,或“人”的两种再消费的同步性。在人的肉体生命或人种的再消费进入“独生子女”时期的同时,人的肉体生命或肉体世界的再消费也进入“独一代”。最大特征是伦理与道德别离,道德成为肉体世界的“独生子女”,在文化情结和对诸多社会问题的处理诉求中,集万千希冀于一身,也集万千义务微风险于一身,在万千溺爱中堕入万千孤单与万般无法,构成道德在肉体世界中的文化孤单与文化“超载”。但是,历史深思和经历事实都标明,无论道德问题的本源还是其文化结果,都不在道德自身,经常的状况是,道德问题更像人体感冒时的高烧,既是疾病的表征,也是生命与病毒对阵的硝烟;伦理,才是其本源和结果。就像今天独生子女时期的诸多社会问题一样,外表上是“独一代”的道德价值问题、行为取向问题,内在的本源和结果都聚焦于独生子女生长的伦理环境及其将来的伦理风险。

 

  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还是理论中,伦理与道德的关系都被当作一种学术和思想的朴素品而被边缘化。在生活世界中以为伦理与道德的辨别只是理论上的象牙塔,在学术研讨中以为二者的辨别只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多此一举,理论与理论“共谋”的现象学图景是,将一切与善恶相关的认识、行为、关系问题,都当作道德问题。于是,道德不只因其文化功用的严重超载而力不从心,不只被迫越俎代庖,而且要接受太多的批判、绝望以至诅咒。更重要的是,这种缺乏哲学教养的不幸粗疏,严重遮盖了道德问题的深入社会结果,进而使对伦理道德开展的肉体世界规律的讨论,使对伦理道德与生活世界互动规律的讨论,丧失学术激动和理想驱动,最后,使对理想生活中伦理道德问题的真正处理成为不可能。在这个生活世界追逐朴素而肉体世界又回绝精致的时期,关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哲学思辨或许过于不合时宜,但放弃对这一前沿问题的讨论无疑不只丢弃了学术,而且流放了理想。两极“商谈”的中庸聪慧是:在理想世界中停止伦理与道德关系的现象学恢复,在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中寻觅二者关系的谬误与真理。

 

  一、“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

 

  当今中国社会的肉体世界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道德问题,伦理问题,还是伦理—道德问题?这一追问不只关乎“中国问题”的诊断与处理,而且关乎对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开展规律,对人的肉体世界开展规律的把握,是理论与理论的双重前沿。

 

  2006年以来三次调查的海量数据标明1,当今中国社会的肉体世界问题,表现为由道德到伦理的明晰而深入的“问题轨迹”:道德问题演化为社会信任的危机;社会信任危机演化为伦理上两极分化。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

 

  1.何种“道德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最深入的道德问题到底是什么?三次调查在做出问题诊断的同时,也提醒了问题的强度,以及社会群众的道德心理底线。

 

  [诊断]2006年的“调查一”以价值忧患的方式切入对“道德问题”的调查:“你对变革开放的最大担忧是什么?”“招致两极分化”与“糜烂不能根治”分别以38.16%和33.79%高居前两位,居第三位的是生态环境毁坏(26.25%)(图1)。

 

  三大担忧,既是事实判别,也是社会预警,在两极分化和糜烂曾经成为社会事实的背景下,群众的担忧是“不能根治”。问题在于,“两极分化”、“糜烂”因何、如何成为变革开放的两个“最大之忧”?“因何”的深入本源在于道德的崩坏,而“如何”则标明它们曾经由个体道德问题演化为群体道德问题和群体之间关系的伦理问题。群体不能简单同等于普遍,在普通意义上,“最大担忧”预示着它们曾经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但普遍之为普遍,并不只在于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曾经大量存在,而且还在于它们潜在的群体性。在群众话语中,“糜烂”特指官员群体的道德问题,表征经过量的积聚,曾经成为官员群体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道德问题;“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并不是个体而是诸群体之间的分化,分化的结果也是构成具有群体意义的伦理两极。在这一信息中,个体与群体固然是两个“最大担忧”的对象,但群体是更深入的指向,个体向群体的积聚,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过渡,群体性伦理问题,是关于“两极分化”与“糜烂”“担忧”背后的最大“担忧”。

 

  [问题强度]七年后的调查对“两极分化”与“糜烂”这两个“最大担忧”和社会预警停止了跟踪,只是变换了问题方式,转换为对两大问题严重水平的判别,并在话语方式上将“两极分化”表述为“分配不公”,由于“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具有深入的因果关联,“分配不公”更易于为经历所感知,也更具有直接的表达力。“你以为当前中国社会官员糜烂和分配不公的严重水平如何?”调查显现,全国28个省市的调查中以为“十分严重和比拟严重”的超越70%,江苏省的调查超越80%(表1),问题的严重水平或“问题强度”在70%—80%之间。

 

  三次调查标明,分配不公与官员糜烂曾经成为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有待论证的是:它们因何又如何是一个道德问题?“官员糜烂”是道德问题,精确地说是政治道德问题,不证自明。“分配不公”为何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又是道德问题?理由很简单,由于它关乎社会公正,关乎对人的权益与利益的侵占和剥夺。固然“分配”是经济运转中的一个环节,但分配的“公”与“不公”,却经过对财富的占有,表征个体与实体的关系,表征经济制度以及处于一定经济制度中的个体之间关系的道德性质,由于“占有”的本质,是对本人和别人劳动的占有,“公”是对本人劳动的占有,“不公”或是对别人劳动的占有,或是本人劳动的被占有,由此所构成的两极分化,实质上群体的两极分化,是一个群体占有另一个群体劳动而构成的两极。所以,收入、占有、财富三者之间从一开端就存在精微而深入的殊异:“收入”是经济学概念,“占有”是法哲学概念,“财富”是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共有的概念,三者之间的共通在于其道德性。或许正由于如此,经济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们一开端就构成并且应当不时强化一种共识:分配是一个道德问题。

 

  以下信息对“分配不公”的道德属性作了佐证。“你以为影响当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慌张的要素是什么?”“分配不公”在调查二、调查三中都由第三要素上升为首要要素(表2)。

 

  “分配不公”的加剧,成为人际关系日趋慌张的首要要素,其道德性质和伦理结果在这一数据中得到量化的诠释。

 

  [道德心理底线]以下两个信息能够表征“官员糜烂”与“分配不公”作为“道德问题”的文化性质,以及社会对它接受的道德心理底线。第一,“哪种要素应对当今社会的不良道德风气负主要义务?”调查三标明,“官员糜烂”以41.9%的选择率高居榜首,居第二位的是“社会不良影响”,占37.4%。第二,“你对目前收入差距的态度是什么?”调查二、调查三虽在“不能承受”的心理底线上呈现近10个百分点的差别,但“不合理”的价值判别是绝对主流,其“不公”的道德性质取得高度分歧的认可,因此这种心理底线实践上是道德心理底线,或道德与心理的双重底线。由于调查三是在江苏地域的调查,而江苏的开展程度远高于全国均匀程度,由此能够揣测,经济越兴旺,收入差别越大,人们对它的“不能承受度”越大。调查三曾经标明,在兴旺地域,收入差别曾经高于“能够承受”的心理承受度,打破“不能承受”的道德心理底线(表3)。

 

  2.社会信任危机: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

 

  关于“分配不公”与“官员糜烂”作为当前中国最突出道德问题诊断中所隐含的最重要的信息有三:一是高度分歧的“不道德”的定性判别;二是“十分严重或比拟严重”的定量判别;三是“能够承受”或“不能够承受”的道德心理底线。三大信息的意义在于,“分配不公”与“官员糜烂”曾经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个他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现象和群体性的道德问题。于是,便产生一种可能:道德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中介是社会信任危机。

 

  在现代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深入性,不只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信任危机,更紧迫的是社会关系中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社会生活中的信任危机实质上是道德危机,是由道德危机引发的信任危机,社会关系中的信任危机是伦理危机,是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三次调查标明,道德信任危机曾经向伦理信任危机转化,伦理信任危机,以群体性不被信任的方式表达和呈现。

 

  “你对哪类群体的伦理道德情况最不称心?”三次调查,多项选择的共同结果高度分歧: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不被称心的三大群体,其中政府官员高居榜首(表4)。

 

  三次调查,结果相同,不能不阐明问题。这一信息的重要内涵在于:第一,这是一种群体性的不称心或不信任,表示整个社会对某一或某些群体的不称心或不信任,是群体性或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第二,这种信任危机,是由道德危机而引发的伦理危机,即由道德问题所引发的伦理危机,调查所呈现的三大群体不被称心的主要理由或问题指向分别是:官员糜烂,以权谋私;演艺界炒作绯闻丑闻,污染社会习尚;企业家不讲诚信,损伤社会利益。第三,更应当惹起警觉的是:在政治、文化、经济上控制话语权利的三大群体,恰恰是伦理道德上最不被称心或信任的群体。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信任群体的判别,不只是一种事实判别,而且代表一种社会态度,因此也是一种价值判别。由此,这种判别的内核和实质,是一种伦理信任,是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信任。支持这一假定的事实依据是:两个不同时段的三次调查中,对政府官员不称心或不信任率降落,但对演艺界和企业界的不信任率进步,这阐明,国度惩治糜烂的举措收到了本质性效果,不只是政治效果,而且是伦理效果。

 

  3.伦理上的两极分化

 

  假如说伦理道德方面三大最不被称心群体表征一种社会信任危机,以及由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那么,关于诸社会群体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称心度与不称心度的判别,则在相当水平上表征中国社会曾经呈现伦理上的两极分化。

 

  以上信息的深入意义不在于对称心—不称心群体的判别,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演艺界、商人、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专家学者、教员之间在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与两极对峙。如前所述,前者是政治、文化、经济上控制话语权利的群体,然后者则在相当水平上是草根群体。人们普通都指认并深深地忧虑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但是,伦理上的两极分化至今未被发现,更未被供认。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更深入、现严峻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由于它不只是生活世界的两极分化,而且是肉体世界、价值世界的两极分化,极易演化为文化的两极分化,并且极易过渡为政治上的两极对峙,是伦理道德问题、社会问题积聚到相当水平的极为重要的信号。同时,工人、农民、教员等草根群体成为道德上最受信任和称心的群体,也传送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走向:“礼失而求诸野”。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在精英群体集体失落之后,能否正在进入一个“草根时期”?另一个信息似乎能够支持这一假定。“你的思想行为受什么人影响最大?”调查发现,随着伦理道德问题的演进,社会影响力群体发作重心下移,从学问精英转移为父母和教员,而政府官员和工商界精英则位于最后(表6)。

 

  这一结果,传送了一系列重要信息。其一,在当今中国,家庭仍然是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本位。父母成高居思想行为的影响力群体之首,不能普通性地被诠释为“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导师”,而是标示家庭的自然伦理实体在道德、在人的肉体哺育中的来源地位置,这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特征,也是伦理型文化的最重要根底,佐证当今的中国文化仍然是伦理型文化,同时也佐证伦理是道德的根底。其二,它与图2和表5所显现的精英群体与草根群体在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相分歧,固然父母和教员不能笼统地归结为“草根”,但政府官员和工商精英无疑是政治和经济精英。其三,政府官员和工商精英以极小的影响力偏居影响力群体之末,这不能不说是精英层的文化位置、伦理道德位置在现代中国社会的集体失落。

 

  4.结论: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

 

  综上,当前中国社会曾经开端从经济上两极分化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中国社会的肉体世界,呈现为一幅从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演进、从伦理问题向伦理上两极分化演进的“问题轨迹”。“问题轨迹”的过程与中介是:从个体道德问题到群体道德问题,从群体道德问题到社会信任危机,从社会信任危机到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由分配不公招致的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在调查中曾经被指以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忧患之首,或最大的“变革开放之忧”,它被70%以上的人群以为曾经到达“十分严重和比拟严重”的水平,并且在“不合理”的绝对主流判别下接近或到达“不能承受”的道德心理底线。特别重要的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一开端就具有深入的道德内涵,或者说在相当水平上是道德问题积聚的结果———不只是分配不公的结果,而且是不道德行为的结果,由于,不只分配自身是一个道德问题,分配不公是制度性不道德,而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与官员糜烂、演艺界污染社会习尚、企业家利欲熏心等强势群体的不道德行为存在因果关联,或者说,它在相当水平上不只是分配的结果,而且是不道德行为的结果。于是,两极分化从一开端就具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性质,既是经济问题,分配制度问题,更是严重的道德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的经济上两极分化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之处,是两极分化的“中国问题”,于是,它不只具有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性,更具有道德上的不合法性。也正由于如此,经济上的两极分化问题的真正处理,不只有待于分配制度的变革,更有待于一场道德醒悟乃至道德反动。

 

  经济上两极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转化,是经过社会信任危机的中介。三次调查中对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界以一向之的伦理道德上的不信任,曾经阐明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真实性、严重性及其文化性质。如前所述,这种信任危机,不是普通性的社会信任危机,即社会生活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任危机,而是对一个群体、几个群体,更严重的是,是对政治、经济、文化上控制话语权利的强势群体的信任危机,是群体间的信任危机。所以,当前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官、仇富现象,不能普通地表述为社会意态的不正常,而是对经济上两极分化的不道德性的文化反映,当某种心理状态开展为普遍现象时,应当追问的不是社会意态,而是社会存在,毋宁说不正常的不是社会意态,而是社会理想。群体性社会信任危机,使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转化。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信任危机,既是道德危机,也是伦理危机,是由道德危机演绎的伦理危机,其要义是局部群体由于群体性道德问题而生成的伦理上的合法性危机,其不可防止的结果,便是由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演绎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

 

  至关重要并且必需高度警觉的是,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更深入、更严峻的两极分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生活世界的两极分化,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肉体世界、价值世界的两极分化。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不只形成生活状态的两极,而且形成价值的两极、文化的两极,它是诸社会群体之间互相供认、并且以此为根底对社会合理与合法性认同的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产生与长期存在,标示着社会凝聚力、文化同一性、伦理合法性的瓦解以至丧失,是社会在文化和价值上的一次团结。伦理分化不是普通性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指在社会生活中构成各种由经济社会位置决议的阶级,是事实判别所产生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仍然属于生活世界的层次;而伦理分化则是由事实判别和价值判别所构成的、并且以价值判别为主导、以合法性为规范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是群体之间的伦理合法性的互相供认与互相认同,因此是更深入、更彻底的分化,也是物质生活与肉体生活长期积聚的结果。伦理分化也不是普通的社会意态,社会意态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与不稳定性,而伦理分化由于以合法性判别与伦理认同为根底,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文化上的稳定性。伦理分化也不同于经济分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能够经过经济制度变革而消弭,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则必需透过诸群体的道德努力,经过长期的文化积聚才干完成。经济分化—社会分化—伦理分化,由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开展到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其中的变量不只是经济,更重要的是道德。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由于道德问题积聚而生成的社会问题,其结果比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更深远、更严重。

 

  二、伦理上两极分化的肉体现象学图景

 

  “问题轨迹”标明,必需发出关于当今中国社会肉体生活的预警———经济上两极分化,经过道德问题的积聚,曾经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

 

  当今中国社会正遭遇深入的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它埋伏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由于分配不公和官员糜烂等道德问题的恶化,经过社会信任所表现的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的危机,最后演绎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演化为伦理上两极分化,是社会问题由生活世界进入肉体世界的恶变过程,在这种演化轨迹中,道德问题不只是催化剂,而且是深入缘由。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可能惹起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但这只是可能性,作为人的肉体世界的自我团结,伦理上两极分化,是道德问题积聚和恶化到一定水平,曾经腐蚀到社会的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的严重文化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道德问题恶变,特别是由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恶变的结果,由于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实质上是群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认同的危机,最终将演化为诸群体对社会这个伦理共同体的认同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正在发作,曾经发作,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新问题和新意向,在理论研讨中还没有被关注,以至没有被提及,迫切需求深化的理论研讨和前沿性的学术准备。

 

  在人的肉体世界中,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如何发作?有何肉体哲学依据?现象学复原标明,在伦理道德,在人的肉体世界中,逻辑和历史地内在团结尴尬以调和的“伦理两极”的可能,一旦条件具备,逻辑便异化为理想。在肉体哲学意义上,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展示为由三个肉体阶段或三个肉体环节构成的不时演进的进程:“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卑贱认识”与“高尚认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或“伦理肉体”的两极。“伦”的两极是存在的两极分化,“理”的两极是认识的两极分化,“贪民”与“贱民”的两极是人格的两极分化。“伦”的两极—“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两极,构成由存在到认识,由认识到人格的伦理上两极分化的肉体现象学图景。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三阶段或三个环节中,伦理上的任何两极分化,任何伦理两极的生成,都是道德蜕化、道德坠落的结果,因此都是伦理与道德的互动进程。

 

  [“伦”的两极:“单一物”与“普遍物”]伦理逻辑地存在两极,以至以两极的存在为前提。无论概念还是理想,伦理都指向个别性的“人”与作为其公共实质和普遍存在方式的“伦”或所谓“共体”的同一性关系,于是便以两极的存在为前提:作为个别性存在的“单一物”即人的个体性、单一性,或所谓“个体”。作为普遍性存在的“普遍物”,即人的“共体”、普遍性,或所谓“实体”。简言之,“人”的“单一物”,“伦”的“普遍物”。但伦理的真理既不是“单一物”,也不是“普遍物”,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即所谓“人伦”。“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它以普遍性为理想性与内容,其目的不只生成普遍性,而且要使“普遍物”作为“整个的个体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所生成的“整体”就是“整个的个体”:对个体来说,它是整体,是个体的“普遍物”;对其他整体来说,它又是“个体”,使“整体”作为个体而行动,民族、国度、社会,包括家庭在内的伦理实体的文化谬误和肉体机密都在于此。在生活世界中,假如两极统一的客观与客观条件不具备或严重缺场,便会招致“人”与“伦”的团结,固化、团结为互相对立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两极。道德与道德主体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最深入的肉体哲学条件。“单一物”与“普遍物”、个体与实体统一的伦理过程,是个体透过道德努力,由个体性存在提升为普遍性存在的道德过程,这一道德过程的本质,就是道德主体生成。“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个体与实体的统一的实质,是伦理两极之间的互相供认,互相供认的完成及其理想性,有待道德主体的培养,由此,“人”与“伦”、“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过程,就是道德主体生成的过程。“个体—实体—主体”,是伦理两极之间和解与互相供认的肉体过程,是伦理与道德统一,或由道德到达伦理的肉体哲学过程。因之,“人”与“伦”的两极分化,实质上是道德的坠落或道德主体的失落。黑格尔就以法国大反动的历史背景为隐喻,指证在教化世界或生活世界中,肉体最后“把本人团结为同样笼统的极端:团结成简单的,不可屈挠的,冷漠的普遍性,和理想自我认识所具有的那种分立的、绝对的、生硬的严厉性和顽固的单点性。”[1]119“冷漠的普遍性”与“顽固的单点性”,便是内在于伦理中的“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两极,其政治历史图像便是法国大反动所呈现的那种“绝对自在”和“恐惧”的两极对峙。一极是个人或“单一物”的“绝对自在”,一极是“普遍物”的“恐惧”。由此,社会便可能堕入个人主义与集权主义、自在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沼泽,伦理问题便演化为政治问题,伦理便走向政治。“伦”的两极,实质上是个体与实体、个别性与普遍性、个人与共同体的两极团结与两极对峙,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认同与道德自在的矛盾,就是“伦”的两极的肉体表现与文化表达。

 

  [“理”的两极:“高尚认识”与“卑贱认识”]概念地存在于伦理中的“人”与“伦”,或“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两极,使伦理学在理论上存在两个可能的重心,即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涂尔干发现,“有两个极端观念充任了伦理学的重心,伦理学就是盘绕它组建起来的: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普遍主义。”[2]279在涂尔干看来,前者以卢梭为代表,后者以黑格尔和叔本华为代表。前者以为,个人是世界上独一的真实,一切事物都与个人有关;后者以为,“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伦理既不是“单一物”,也不是“普遍物”,而是二者的统一,是“人”与“伦”的同一。“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伦理学就是有关整体的事情。”[2]283个人主义与普遍主义毋宁说是到达这个统一的两种方式,即两种“伦理方式”,这两种方式被黑格尔概括为“从实体动身”与“原子式地考虑”的“汇合并列”。固然政治、经济、法律等范畴的基本目的也是建构这种统一,但伦理所到达的“人”与“伦”的统一,首先也必需是一种肉体的统一,或透过肉体到达的统一。“肉体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但是,肉体的统一决不是没有理想内容的统一,在生活世界中,它表现为与最重要的两种伦理存在,即国度权利与社会财富的两种认识关系,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高尚认识”与“卑贱认识”。国度权利与财富是生活世界中伦理实质的两种存在形态,即政治存在与经济存在,它们是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统一的两个根本的世俗性的完成方式,高尚认识与卑贱认识是个体对这两种伦理实质的不同自我认识的判别。“认定国度权利和财富都与本人同一的认识,乃是高尚认识。”“认定国度权利和财富这两种实质性都与本人不同一的那种认识,是卑贱认识。”[3]51“高尚认识”与“卑贱认识”是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的关系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别,它们构成伦理在生活世界中所呈现的“肉体”的两极。它们都是“认识”,亦即所谓“伦”之“理”,它们的“高尚”与“卑贱”完整在于对国度权利和财富的伦理存在关系的肯定与否认的判别,即黑格尔所谓“认定”,或现代话语中的所谓“认同”。“高尚认识”与“卑贱认识”,既是认识的两种形态,也是肉体的两种形态,是“伦”之“理”的两极或两种形态。认识的“高尚”与“卑贱”,不在于世俗生活中对权利和财富的具有,而在于对权利公共性与财富普遍性的盲目,在于权利与财富所表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属性。在肉体开展过程中,两种认识关系会发作“倒置”,权利与财富的具有者一旦丧失这种关系的伦理实质,“高尚认识”便沦为“卑贱认识”;相反,守望和保卫这种关系的伦理性,“草根”便从“卑贱认识”上升为“高尚认识”。“卑贱者最聪明,高尚者最愚笨”,针对那个权利糜烂、财富不公的时期,毛泽东所提醒的就是这个肉体哲学的辩证法。

 

  [人格的两极:“贪民”与“贱民”]提醒“高尚认识”与“卑贱认识”的两极,无疑是肉体哲学的奉献,但是,假如停滞于此,乃是头足倒置。存在决议认识,生活世界中所以存在这两种认识形态或自我认识的认定,基本上是由于存在这两种理想,详细地说,在生活世界中存在个体与国度权利、财富的肯定与否认的两种政治经济关系,其客观性并不以人们的“认定”为转移。由此,自我认识关系中的“高尚”与“卑贱”,就理想化为生活世界中的“同一”与“不同一”的政治经济关系,即所谓占有关系。“高尚者”总是与国度权利与财富“同一”;“卑贱者”总是与国度权利与财富“不同一”。问题在于,国度权利与财富是生活世界中的伦理存在,或人的两种实质性,一旦丧失公共性与普遍性,也就丧失合法性,进而发作善与恶的倒置。“同一”与“不同一”不只表现为关于国度权利与财富的两种不同占有关系,而且最终表现为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于是,便可能产生两种情况:对国度权利和财富的过度占有或不当占有;对国度权利和财富的过度不占有。二者都表现为与国度权利和财富同一性关系的丧失,进而表现为伦理实质的丧失,但其伦理结果不同,前者培养“贪民”,后者培养“贱民”。由此,便构成生活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道德主体的两极:“贪民”与“贱民”。他们既是伦理的两极,也是肉体的两极,是伦理肉体的两极。无论“贪民”还是“贱民”,都兼具生活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双重属性,他们不只指向权利与财富,更重要的是与权利和财富的不合理伦理关系及其所表现的道德性质。“贪民”是对权利和财富的不当占有与攫取,官员糜烂与企业家的利欲熏心,都是“贪民”的表现。政府官员是公共权利的执行者,也是实践占有者,他们是社会群众在权利上的“被拜托人”或所谓“代表”,其伦理实质与道德气质应当是黑格尔所说的“效劳的英雄主义”,或毛泽东所劝诫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效劳”。但是,一旦将公共权利当作“个人的战利品”,以权谋私,“效劳的英雄主义”便蜕变为“阿谀的英雄主义”,即对权利和财富顶礼膜拜、阿谀阿谀。企业家作为财富的发明者,应当是“财富英雄”,一旦利欲熏心地追逐财富,便由“财富的英雄主义”也沦为“阿谀的英雄主义”。至此,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高尚认识”便沦为“卑贱认识”,“英雄”便沦为“贪民”。由于政府官员与企业在权利和财富关系中所处于的特殊位置,假如丧失坚决的“高尚认识”,便很可能是沦为“贪民”的高危人群,这就是三次调查中所发现的他们之成为伦理道德上最不被称心的人群的深入的肉体哲学缘由。

 

  “贱民”是什么?所谓“贱民”,依照黑格尔的诠释,特指物质生活与肉体生活双重贫穷的人群。“贱民”降生于贫穷,但贫穷并不就产生贱民,贱民标志着财富与道德的双重沦丧。“当广阔大众的生活降到一定程度———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但是然得到调整的程度———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耿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均匀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1]244当遭遇贫穷,并且丧失“正义、耿直和自尊”的道德感时,便很容易滋生“贱民”,在这个意义上,贱民是一个人格的概念。重要的是,贱民的产生加速了财富的两极分化,产生马克思所说的贫穷与财富的两极。黑格尔不彻底的方面在于,“贱民”自身是两极分化的产物。因而,当“分配不公招致两极分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忧患时,就应当特别警觉“贱民”的降生。黑格尔特别提示,“贫穷本身并不使人就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议于跟贫穷相分离的心情,即决议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对抗。”[1]244由于贱民随同对“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对抗”,这种“内心对抗”积聚到一定水平,会走出“内心”的心情,付诸行动。由于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因此这种对抗常常采取极端暴力的方式,以至是对更为弱者的暴力,从而沦为“暴民”,构成由“贱民”到“暴民”的恶变。1在当今中国社会,不只“贱民”曾经存在,大量存在的职业乞讨群体就属于此。“这样一来,在贱民中就产生了恶习,它不以自食其力为荣,而以恳扰求乞为生并作为它的权益。”[1]245更严重的是,不少贱民曾经沦落为“暴民”,从马家爵在大学中对同窗的残忍屠戮,到小学、幼儿园的大量伤害事情,都是“贱民”沦落为“暴民”的表现,它们在实质上是“伦理病灶的癌变”,标示着中国社会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曾经到达相当严重的水平。

 

  由此便能够对生活世界中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做一个现象学描画:“单一物”与“普遍物”是“伦”或“人伦”的两极,是伦理存在也是伦理概念中的两极;“高尚认识”与“卑贱认识”是“伦”之“理”或“肉体”的两极,是伦理认识中的两极;“贪民”与“贱民”是“伦理”或伦理人格、伦理肉体的两极。其中,“贪民”与“贱民”是最具有理想性,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中最深入、最严峻的伦理上的两极分化,而“贱民”向“暴民”的癌变,是必需高度警觉的肉体底线与社会底线。

 

  三、“问题轨迹”的肉体节点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是内在于肉体世界中“伦理的两极”的“中国式”或历史表达。如何走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或“伦理的两极”?必需找到问题演进的节点或质量互变点。依据以上剖析,在“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或由经济上两极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中,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伦理问题向伦理分化的演化,是三个重要的肉体节点。

 

  [节点一: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及其质量互变点]由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是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第一步。任何时分社会生活中都会存在大量个体道德问题,但当某些道德问题成为一定社会群体的痼疾时,就标志着道德向伦理的转化。群体道德问题不同于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的主体应当遵照的共同道德标准,而群体道德问题不只是在普通意义上对职业道德的破坏,而且曾经成为一定时期特定群体在文化和价值上的共同缺陷,是在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中具有负面意义的具有某种共同性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符号。这是一个由质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方面,当某一群体中的相当一局部个体共同具有某种道德缺陷时,就标示着这一群体在道德上的沦陷;另一方面,量的积聚产生一种可能,社会将这一道德缺陷作为该群体的文化符号,进而作为它既定的伦理标识,放弃道德评价而对群体中的个体停止笼统的伦理预期,由此,群体道德问题就演化为群体之间的伦理态度和伦理关系问题,进而成为伦理问题。糜烂便是如此。最初,以权谋私无疑只是个他人的道德问题,当这种人积聚相当数量时,“糜烂”便成为官员群体的道德问题,也在文化心态上积聚为其他社会群体对官员群体的道德标签和伦理态度,由此,道德问题便成为伦理问题。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积聚,有一个质变点或质量互变点,这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譬如某种道德问题的携带者在该群体中到达半数,不只是意味着这一问题的积聚曾经到达腐蚀该群体的肉体机体,足以影响社会对该群体停止道德评价、肯定伦理态度的水平,它更像人体中的病毒或癌细胞,只需活泼到一定水平,就会招致病变,使人体呈现病态,而由于癌细胞常常是人体中最具有生机以至被医学家经过显微镜呈现的人体中最美丽的细胞之一,因此人体生命力越是旺盛,病毒的繁衍就越是疾速,因此任何放疗和化疗,同时都是对安康细胞和癌细胞的双重扼杀。这便是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演化的镜像,也是经济社会开展中处理道德问题的艰难所在。事实上,无论官员糜烂还是企业家利欲熏心,至今在这两大群体中仍是少数,但“少数”病毒曾经蔓延到足以腐蚀群体整个机体的水平,于是“糜烂”与“利欲熏心”在成为道德问题的同时,也在为其他群体的伦理态度,呈现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道德与伦理的最大区别,在于“道”的本体性与“伦”的实体性。“道”是行为主体对某种具有形上意义的价值标准的认同,“伦”是个体对实体也是实体对个体的认同。前者是个体性和客观性的,后者是社会性和客观性的。个体道德向群体道德、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最后经过群体之间社会信任的方式表现出来。调查中所发现的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家成为三大在伦理道德上最不被信任的群体,便标示着这三大群体的道德问题,曾经演绎为诸社会群体之间的伦理态度与伦理关系问题,而不只是对三大群体中的个别主体乃至不只是对三大群体的道德评价,它在实质上表现的是社会对这些群体的伦理信任和伦理自信心,其长期存在也可能演绎为一种伦理成见和伦理歧视。个体—群体的量的积聚,道德问题—伦理关系和伦理态度的质的演化,是道德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进程中的两种重要节点。

 

  [节点二: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转化及其质量互变点]糜烂、分配不公等道德问题为何、如何向伦理问题演化?道德问题—伦理问题的质量互变点在于伦理存在与伦理认同。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归根到底毁坏以至推翻的是社会的伦理存在,详细地说,是社会伦理实体的存在。家庭、社会、国度,是生活世界中的三大伦理实体或伦理存在,其中,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国度是制度化的伦理实体,作为二者互相过渡中介的社会的伦理实体性,必需经过财富和国度权利两个理想中介才干到达。财富的普遍性与权利公共性是社会作为伦理实体存在的必要条件。财富普遍性的要义,就是黑格尔在《肉体现象学》中所说的那种肉体实质:为本人劳动即为一切人劳动,一个人的享用也促使一切人享用,“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东西”[3]47。权利公共性的最大敌人,是其成为少数人的战利品,进而与财富私通。因而,财富与权利的伦理合法性,社会的伦理存在的要义,都在于“公”,即所谓“本性上普遍的东西”。分配不公,以及由此演发的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直接瓦解了社会财富的“公”,官员糜烂以权利与财富的私通消解了社会权利的“公”,财富与权利“公”的伦理合法性丧失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伦理存在的推翻,即社会失去伦理合法性与伦理凝聚力,也失去伦理的根底。这是分配不公和官员糜烂最严峻和最深入的社会结果。现代西方社会肉体世界的深入危机,是伦理认同与道德自在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当今中国社会有特殊的内容和“问题式”。在现代中国,伦理认同并不只是普通哲学意义上个体关于伦理实体或所谓共同体的认同,而是关于伦理存在的深思和追查。由于,伦理认同的客观根底是伦理存在,假如社会生活中伦理存在的真实性被腐蚀和推翻,伦理认同就失去客观根底。在这个意义上,伦理认同必需首先捍卫伦理存在。在分配不公和官员糜烂成为“最大担忧”的背景下,捍卫伦理存在便成为伦理认同的前提条件。于是,在当今中国,伦理认同的危机便展示和演绎为诸社会群体之间在伦理上互相供认、互相认同的危机。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家成为三大最不被信任的群体,就是道德问题转化为伦理问题,详细地说,由伦理存在危机转化为伦理认同危机的表现。这种以社会信任方式或社会群体之间以伦理信任方式表现的伦理认同危机,毋宁能够被当作是社会保卫本身的伦理存在的否认性表达。由此,诸群体之间社会信任的危机,便成为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激烈信号,或者说,由群体道德问题演进为群体伦理对峙的文化信号,由于它标示着其他社会群体开端以伦理上认同或不认同的肉体武器,来捍卫社会的伦理存在。社会信任,不是个体间,而是诸社会群体间的伦理信任,是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重要质变点。社会信任的内核是伦理信任,伦理信任的根底是伦理存在,即伦理这个“本性上普遍的东西”或“普遍物”的客观存在,其自由自为的表现,是社会的伦理认同,或诸群体在伦理上的互相供认,伦理存在与伦理认同,在客观和客观两个维度成为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演进的质量互变点。

 

  [节点三:伦理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演进]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既是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转化的最为严峻的结果,也是社会以伦理认同方式捍卫伦理存在的最后和最高伦理手腕。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不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具有激烈的客观性,是以客观性为根底,以道德评价为中介的客观性。伦理分化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不同群体、不同阶级遵守不同的道德原则与伦理本务;二是诸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的伦理认同与伦理态度。普通状况下,只要当群体道德问题积聚和积聚到相当严重水平时,才会呈现伦理分化,因此伦理分化应当是群体道德问题严重到相当水平的社会信号。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则是社会伦理矛盾的深入表现,它标示着在肉体世界乃至生活世界中,伦理分化可能曾经演绎为伦理对峙,以至在肉体上各奔前程。由“伦理分化”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演进,也是一个质变走向质变的过程。伦理分化既是肉体世界的分化,也是群体之间的在伦理上的分化;而“伦理上的两极分化”,则意味着在肉体世界中诸社会群体曾经构成伦理的两极,意味着诸社会群体的伦理分化曾经明晰和积聚到这种水平,以致构成两种“肉体集团”或“文化阵营”。伦理分化是道德问题演进为伦理问题的严峻信号;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伦理分化到达严峻水平的文化信号。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分化之所以被以为是“两极”分化,是由于它曾经构成或呈现伦理的“两极”。重要依据是,伦理道德上最不被信任的群体———政府官员、演艺界、企业家,是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强势群体,而信任度最高的群体———工人、农民、教员,则属于社会生活中的“草根”群体,乃至在很多状况下是弱势群体,两种群体既是生活世界的两极,也是伦理上的“两极”。有趣而且令人深思的是:经济上两极分化与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正好构成一种“倒置”,在经济社会位置方面处于强势位置的群体,恰恰是伦理上的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而工人、农民等“草根”群体或弱势群体,则在伦理道德上成为强势群体。特别是政府官员群体,相当水平上曾经成为伦理道德方面是敏感和容易被误读的群体:它们极易遭受道德批判和伦理疑心,因此是最敏感的群体;由于糜烂仅是一局部人的道德问题,但很容易以至曾经被渲染为整体群体的道德问题,因此是极易被误读的群体。强势群体与草根群体或弱势群体在伦理上的分化与对峙,是必需特别关注和警觉的现象,它将给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和肉体生活产生深入而长远的影响。之所以将它们归之于“伦理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信任与不信任主要基于伦理道德的判别;另一方面,群体之间的两极对峙,在相当水平上是伦理位置和伦理态度上的对峙。这种伦理上的对峙,不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位置上处于相对弱势位置的群体,自我构筑道德的高地,或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强势群体停止道德批判和伦理歧视。否则,这种误读将大大歪曲当今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应当视其为道德问题演绎为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与伦理问题到达相当水平所释放的最为严峻的文化信号,是对伦理存在最为敏感、伦理良知最为敏锐的底层社会群体盲目捍卫社会的伦理存在的集中表现和群体表达。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昭示:一场伦理捍卫战曾经开端。毋宁说,它是社会的自我保卫和自我康复,是社会的伦理觉悟和伦理自信心、伦理决计的盲目显现。

 

  由此,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透过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向伦理问题的转化,伦理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演化,便成为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演进,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演绎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的三大肉体节点或文化节点。理解和控制这些节点,才干能动地发现和处理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课题,特别是伦理上两极分化的难题。

 

  四、伦理道德的肉体哲学形态

 

  “问题轨迹”显现,在现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曾经”演化为伦理问题;对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哲学思辨标明,道德问题在理论上“必定”演化为伦理问题;“问题轨迹”的肉体节点哲学叙事呈现,道德到底“如何”在肉体世界和生活世界中走向伦理。于是,“问题轨迹”以个案的方式呈现了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问题的理想图像,由此在理论上隐喻并反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轨迹”,是伦理—道德问题;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是伦理—道德形态。这种伦理—道德形态的特征是:伦理与道德既互相辨别,又共生互动,天衣无缝,构成肉体世界的辩证结构。“问题轨迹”不只标明道德问题必定演化为伦理问题,而且反证,道德问题的处理,也必定有待伦理的努力。现代中国社会的肉体问题及其所显现的肉体形态,既不是道德的独舞,也不是伦理的孤鸿,而是伦理与道德的协奏。

 

  假如以为由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向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的演绎,在逻辑上的缝隙和哲学上的腾跃过大,那么,下列两个信息及其剖析能够为这一演绎提供支持和过渡的中介。

 

  在《肉体现象学》中,黑格尔将伦理世界作为人的理想肉体世界的第一个阶段。伦理世界是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世界,在这个阶段中,肉体客观化为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由此在肉体中也内在家庭成员与国度公民两种自我认识,或“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两大“伦理权力”的矛盾,这一内在矛盾招致肉体的自我否认,招致自我认识复原为原子式的个人。但是,黑格尔的这一肉体哲学思辨似乎对中国社会缺乏彻底的解释力。由于,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构成所谓“国度”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特别是方案经济时期,“国度文化”的重要发明,是在家庭与国度之间有一个过渡环节,这就是所谓“单位”,这是“社会”的理想和主导形态。“单位”既是“家”,又是“国”;既有家庭自然伦理实体的功用,又有国度政治伦理实体的实质,因此既在理想性上也在肉体上衔接着家与国。但是,最近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推进下的社会转型解构了家与国之间的这种纽带,使中国社会进入所谓“后单位制时期”。“后单位制时期”的肉体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原子式的个人,也不是传统的“单位”的伦理实体,而是由原子式个人构成的“集团”。“集团”既不是家也不是国,而是个人的“汇合并列”,因此既不能使个体与实体互相过渡,也不能使家庭与国度互相过渡。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便大量呈现“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的集团行动的伦理—道德悖论。调查一显现,50.3%的受查对象以为,当今中国社会,集团行为不道德比个体不道德危害更大;31.1%以为二者相同,13.1%以为个人行为不道德的危害更大,标明中国社会早已产生一种集体醒悟:集团行为的不道德危害更大。而对诸如党政机关为本单位子女入学提供便当,大学和中学为本校子女降分录取等习以为常的现象,三次调查中,在做出“不道德”或“严重不道德”的判别的同时,也产生“契合内部伦理,但腐蚀社会道德”的洞察(表7)。

 

  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关于道德与不道德的判别,而是提醒当今中国社会可能形成最大道德危害的那些集团行为,是具有伦理与道德的双重属性或伦理—道德悖论的行为,这些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伦理与道德的矛盾体,并且,社会对这种矛盾曾经产生了醒悟和警觉。“问题轨迹”显现,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问题的关键环节,是群体道德问题和群体之间的社会信任与伦理认同危机,“群体”是伦理与道德的混合体。“问题轨迹”中群体的伦理—道德混合体的文化性质与肉体中介的发现,与“集团行为”的伦理—道德悖论的发现,互相契合,互相考证,它标明,当今中国社会曾经呈现“个体”之外的第二个道德主体与伦理形态,这就是“集团”或“群体”。“集团”或“群体”作为“第二伦理形态”,直接地就是伦理—道德形态,它不像作为“第一伦理形态”或“第一道德主体”的个体那样,需求经过群体的中介,才干完成由道德向伦理的过渡。“第二伦理形态”是当今中国社会必需理论盲目和理想建构的伦理形态。在此之前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普通都是以个体为主体的形态,它能够称之为“第一伦理形态”。特别重要因此必需重申的是,以集团或群体为主体的“第二伦理形态”,直接地就是“伦理—道德形态”,它的大量存在及其内在的肉体问题,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肉体世界和肉体生活的“伦理—道德形态”具有直接表达力和解释力。

 

  正由于“问题轨迹”中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演化,特别是由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向伦理上两极分化的演化,现代中国人的伦理肉体取向或伦理肉体形态在不太长时期中,曾经悄然发作深入位移,最典型表现,是“德性优先”与“公正优先”两种取向的变化。在2006年的调查一中,“德性优先”与“公正优先”两种取向势均力敌,伦理肉体似乎处于某种有趣的“50%状态”,即肉体转型的十字路口。但是,2013年的调查三却发现,两极对峙已成既往,公正优先的主张曾经处于绝对抢先位置,伦理肉体形态发作了基本性转变(表8)。

 

  或许人们会以为,德性优先与公正优先只是德性论与公正论争讼的中国移植或中国问题式。但是,假如联络上文所提示的“问题轨迹”就能够发现,由德性优先和公正优先的“50%状态”1向“公正优先”的绝对位置的转变,是生活世界和肉体世界中由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特别是向伦理上两极分化演进的盲目反映,是肉体世界的重心由道德向伦理的严重位移。它标明,由于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恶变,当今中国社会最严峻的课题曾经不是道德,而是伦理,在伦理上两极分化曾经发作的背景下,必需捍卫伦理,捍卫伦理存在,在群体伦理认同中重建伦理调和。公正优先,就是保卫伦理存在的肉体表达,也是处理“问题轨迹”的“中国问题”的理论与理想前提。同时,它以肉体盲目和理论主张的宏大逾越的方式标明:当今中国社会的肉体形态,是伦理—道德形态。

 

  诚然,“问题轨迹”只是以“问题式”或否认性的方式反证当今中国社会的肉体形态,其论证方式是:道德问题曾经、必定演化为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的处理有赖于伦理的努力。至此,这种论证只是完成了一半。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确实证,还有另一半论证必需完成,这就是肯定性的论证。肯定性论证的要义是:伦理是道德的家园或本源。或许正是由于这两种论证方式或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的辩证构造的存在,招致了在黑格尔肉体哲学体系的起点和终点中那种外表看来似乎互相矛盾的构造和理论。在黑格尔亲身完成的第一部著作《肉体现象学》中,他建构了“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客观肉体体系;在他亲身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哲学原理》中,建构了“笼统法—道德—伦理”的法哲学体系。两部作品都是肉体哲学巨著,但伦理与道德的位置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也在人的肉体体系中发作戏剧般的倒置:前者,伦理是第一构造;后者,伦理是最后构造。为什么?直接的缘由当然与二者的研讨对象有关。《肉体现象学》的研讨对象是人的认识,是“认识的经历科学”;《法哲学原理》的研讨对象是人的意志,是人的意志自在如何由笼统向理想开展的辩证过程。依照黑格尔的理论,认识与意志是肉体的一体两面,它们不是肉体的两种构造,而只是肉体的两种呈现方式或表现形态,意志只是激动形态的思想。对自我认识的开展来说,伦理,伦理实体是道德的本源和策源地,道德的崇高性只要在自然的伦理实体中才干建构;对意志自在的开展来说,伦理,伦理实体是道德的客观性和意志自在的现象性,道德的客观性和笼统性只要在理想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中才干扬弃。“问题轨迹”在相当意义上所呈现的只是伦理—道德的法哲学轨迹,而三次调查所显现并提醒的家庭在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本源位置,则在相当意义上是伦理—道德形态的肉体现象学表达。2它标明,现代中国社会固然曾经发作基本变化,但家庭作为伦理道德的本源的文化位置没有变,中国文化仍然是伦理型文化。

 

  因而,在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与伦理道德的“转型轨迹”下,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呈现两种不同的方向:“问题轨迹”表现某种现代性,而“转型轨迹”表征某种传统性。但是,它们都标明: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是伦理—道德形态,并且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形态”。伦理道德的肉体形态在中西方阅历了不同的开展历史。在西方,阅历了由古希腊的“伦理”形态,到古罗马的“道德”形态,再到近代的“道德哲学”形态的笼统开展过程,或许这就是黑格尔在停止肉体哲学思辨时将它表述为“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历史哲学依据。在中国,伦理与道德简直在同一时期降生,而且在时间上老子的《道德经》要早于孔子的《论语》,这种历史巧合似乎隐喻中国肉体哲学源头伦理与道德一体的文化基因。但是,为何后来是孔子及其《论语》而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成为中国肉体哲学最重要的缔造者?基本缘由在于二者的理论结构。《道德经》的中心概念是“道德”,主题是“德道经”,而《论语》则建构了一个融伦理与道德一体的肉体哲学体系。在《论语》中有两个根本概念:礼与仁。礼是伦理实体的概念,仁是道德主体的概念,礼与仁、伦理与道德一体最著名的命题是:“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伦理与道德一体的肉体哲学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外表上追求仁的道德主体,实践上以礼说仁,以仁的道德主体重建礼的伦理实体。在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之间存在某种慌张,扬弃慌张到达二者调和的肉体哲学之路是“克己”。“克己”的真理是“胜己”即自我超越,超越什么?超越个别性,到达普遍性,即所谓“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由此,“克己复礼为仁”就显现为伦理与道德统一的肉体进程。重要的是,这一范式的终极目的是“复礼”,即伦理重建,肉体条件是“仁”的道德主体的建构,经过“克己”到达礼的实体与仁的主体的统一。于是,这一肉体哲学范式,扩而言之,《论语》乃至孔子的整个努力的要义,是在“礼崩乐坏”背景下礼的伦理次序的重建,或许正由于如此,孔子才以“正名”释仁释礼。礼仁一体,伦理与道德同一,伦理优先,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范式,也是孔子及其《论语》的肉体哲学机密所在。1这一哲学范式奠定了日后中国肉体哲学传统的基调和基色,也正由于如此,孔子及其《论语》才对日后的中国社会开展的历史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处理力。在孟子那里,这种肉体传统以终极文化忧患方式表达,这便是《孟子·滕文公上》中那段著名的诊断:“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这里的关键性逻辑是“人之有道……教以人伦”。人之有道,如何走出“类于禽兽”的失道之忧?便是“教以人伦”。演绎开来,道德是人之为人的肉体实质,如何建构和解救人的肉体实质?人伦即伦理是殊途同归。无论如何,道德问题与伦理问题一体,伦理是走出道德窘境的基本途径,“人之有道……教以人伦”的“孟子范式”,与“克己复礼为仁”的“孔子范式”一脉相承,都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肉体哲学传统。而且,二者还有一个共同特性,都逻辑和历史地指向生活世界和肉体世界的基本问题,都以伦理与道德的肉体统一为目的,都试图经过伦理的努力建构肉体世界的调和。这种肉体哲学传统在日后的中国文化的开展中得到辩证展开,“三纲五常”、“天理人欲”在相当水平上都是这种传统的哲学演绎和历史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轨迹”作为肉体世界“中国问题”的时期表达,表现出与历史传统的深度契合。个体道德问题透过群体道德问题向伦理问题的演化,演化到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标志着伦理问题成为肉体世界也是生活世界最严峻的课题,标明道德失范所招致的伦理失序成为最大忧患,于是,无论道德还是道德建立都必需以伦理即伦理次序的建构为目的。当今之世,伦理问题是生活世界与肉体世界中由道德所衍生的最严峻的问题,道德问题的处理最终有赖伦理的建构,伦理,在伦理与道德一体的肉体体系中具有优先位置。就像孔子依据对“天灾人祸”的那个时期的肉体哲学诊断,以“复礼”的伦理为基本目的,以“仁”的道德为基本途径一样,“问题轨迹”所显现的生活世界和肉体世界的理想,以此为依据所建构的肉体形态,也应当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形态。这种肉体形态所表现的问题认识,一方面以伦理诠释道德,或以伦理建构为道德努力的基本目的,遵照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范式;另一方面以伦理建构解救失道之忧,遵照孟子“人之有道……教以人伦”的肉体哲学范式。在这个意义上,“问题轨迹”所表现和请求的是“孔孟之道”所指向的“中国问题”及其所建构的“中国传统”。一句话,“问题轨迹”是“中国问题”,它的解释和处理应当回归孔孟所缔造的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或中国肉体哲学传统。必需澄明,孔子的“复礼”和孟子的“教以人伦”所表现的伦理优先的传统,都具有伦理认同与伦理批判的二重结构。伦理认同是个体德性的培养,伦理批判是对社会公正、伦理正义的追求,这就是“孔孟之道”的伦理道德一体的肉体哲学的合理性与生命力所在。在孔孟体系中,处处可见的不只是对个体道德的训诫,更有对社会伦理的批判乃至剧烈批判,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实践完成的与其说道德解救,不如说伦理批判,精确地说,是伦理批判中的道德解救。在这个意义,德性论与公正论的别离与对立,伦理与道德的别离与对立,是典型的“西方问题”,并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至少不是“中国传统问题”。假如说,调查提醒的“问题轨迹”所呈现的是“中国问题”,那么,调查所发现的由德性优先向公正优先的悄然转变,就是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中国问题”、“中国传统”等待“中国理论”的建构,“问题轨迹”及其哲学剖析标明,当今中国社会的肉体世界中最深入的问题曾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因此必需停止“问题认识的反动”和理念推进,将“道德问题认识”推进为“伦理问题认识”,由“道德建立”的理念推进为“伦理建立”的理念,进而推进为“伦理道德一体”的理念。或许,这才是处理“问题轨迹”所显现的“中国问题”的基本之路。这一基本之路的开辟,迫切需求伦理道德一体肉体哲学形态的理论盲目和理论建构,这种理论盲目和理论建构,既是一次再启蒙,也是一次再回归,是一次在肉体世界中“重回伊甸园”的再启蒙与再回归。

 

  当代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直面“一切都在交融。时间和空间都被紧缩了”的全球化时期,发出一个追问:“我们能否共同生存?”[4]3这个疑心不只发作于不同国度民族之间,而且发作于同一个社会、同一种文化内部。路在何方?当代世界正发作一种深入变化,这就是“从政治到伦理”。阿兰发现,“政治激情昂扬的时期曾经完毕,由伦理肉体指导的行动的时期曾经降临”,在其背后,“奔腾着一股集体行动的激流”[4]409。人类正迎来一个“伦理肉体”的时期,“伦理肉体”将引导人们走向“集体行动”或“共同生存”。21世纪初的关于“伦理肉体”的这种“阿兰发现”,与六十年前即20世纪50年代“为伦理考虑所支配”的“罗素发现”互相印证1。但是,生活世界的事实是:“伦理肉体”姗姗来迟,人们远没有像罗素等待的那样“学会为伦理考虑所支配”,于是,不只“集体行动”,而且“共同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全球化时期,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曾经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在一同”的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日益锋利,致使曾经发出“我们能否共同生存”的追问,和“人类能否还有出路”的质疑。“问题轨迹”所给予的启迪,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肉体哲学形态的时期指向,就是在理论上开启一个由道德走向伦理,由政治走向伦理的“伦理肉体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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